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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沙龍:科學家決策國家技術,妥矣?
劉 進 先
  2004年12月03日07:42 【字號 】【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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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家是人類社會的寶貴財富,對科學水平落后的中國來說,更是可貴的稀有資源,尊重科學家,充分發揮科學家在科學發展中的作用,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條件之一。科學家有一定的技術預測能力,吸收一定數量的科學家參加國家技術決策咨詢是必要的,但以科學家為主體,左右技術發展則是值得研究的。

  一、科學家“越位”

  ■ “技術優先、科學隨后”是一般規律

  一個企業、一個國家對技術和科學的需求總是由近及遠、由淺層次到深層次。“技術優先,科學隨后”是世界各國技術和科學發展的一般規律。技術和科學相比,無疑是發展的重點。楊振寧教授指出,美國的“工業發展開始於19世紀,發展研究開始於1900年,原理的研究開始於1950年”,“先實際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長期,是由經濟規律決定的,絕對不是偶然的”。“不是科學,而是技術和創新使美國經濟騰飛”(羅伯特·布德瑞,1999)。“同樣的經濟規律支配了日本的科技發展”,(楊振寧,1982)對技術落后的中國來說更應如此。

  目前,我國生產技術水平比發達國家落后10∼25年,各行各業發展的關鍵技術依賴引進,受制於人。如信息通信產業的操作系統、CPU﹔機床行業的高級數控﹔轎車行業的設計和發動機﹔造船行業的低速柴油機、通信導航系統和自動化機艙等等都依賴引進。造船技術水平比日本落后15年,管理水平落后18年,信息化水平落后19年。(徐學光,1999)從總體來看,我國處在世界主流經濟的邊緣、國際分工的外圍和產業鏈的下游,產品技術含量低,附加值小。以IT產業為例,發達國家掌握核心技術,獲取70%的利潤,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掌握制造技術,獲取20%的利潤,中國組裝生產,獲取10%的利潤,(呂政,2002)處在“外國人賺大錢,中國人混飯吃”的境地。幾十年的實踐証明,產業技術落后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改變產業技術的落后面貌是我國技術發展的根本任務和當務之急

  ■ 科學家“越位”與企業技術專家“缺位”並存

  誰應成為判斷和決定技術發展方向的主體?是根據科學家的判斷和需要發展技術,還是根據企業家和企業技術專家的判斷和需要發展技術?是根據技術水平高低發展技術,還是按市場和產業需要發展技術?幾十年來,我國技術發展的主流是前者,不是后者。與美國“工業界在選擇研究方向上起主導作用”相反。

  我國技術發展規劃、計劃、重大技術項目的選擇、重大技術設施的建設和評價等等歷來是科學家的天下,企業家、企業技術專家很少有發言權。目前我國正在進行的中長期科學與技術發展規劃,2000名左右的專家中,來自企業的隻有1%左右。國家如此,地方也大體如此,如某特大城市1996∼2003年的科技計劃立項評估專家2469人,企業專家僅佔9.3%。

  中國的現實是,無論是科學家還是管理機構,似乎都認同這樣一條規矩:科學家即權威,大科學家即大權威。在幾乎所有的科技決策過程中,必然有眾多大科學家“指點江山”。他們的結論往往不只是作為最終決策的依據之一,而是決策的唯一依據,甚至就是在進行決策。

  ■ 后果:科學研究與技術應用嚴重脫節

  這樣的技術決策咨詢專家結構必然導致技術投入向科學家傾斜,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傾斜,偏離經濟發展軌道。2002年,我國財政科技撥款共688億元,其中獨立科研院所498億元,佔72.4%﹔高校137億元,佔19.9%﹔企業53億元,僅佔7.7%。獨立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學家是我國的科研主體。他們的偏好是學術水平,填補空白,追求在國內外學術界的地位,對科學家來說這無可厚非,但作為國家技術投入就值得研究了。

  國家實行“出成果、出人才”的科研方針,科學家“先研究技術,后找市場”,與企業“出產品、出效益”,“先研究市場,后研究技術”的方針背道而馳,生產了大量不能發芽的技術種子。

  如我國高技術研究計劃,15年來投資幾百億元,產出是47900篇論文,1658件專利,論文很多,專利很少,產品更少。目前,我國每年3萬項左右科技成果中,規模(年銷售收入10億元)轉化率不到1?,浪費了大量的科研資源。其結果是“衛星上天與馬桶漏水”並存,少量尖端技術,如神州五號載人飛船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而量大面廣的生產技術卻很落后,使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很差。經濟增長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生產同一單位產值,消耗是日本的8倍,美國的4倍,印度的2.5倍(韓保江,2004)。更重要的是,產業技術空心化,影響經濟安全,使中國成為發達國家經濟技術附庸的可能性嚴重地擺在我們面前。

  二、症結在政府 

  科學家不太熟悉市場,不太了解產業發展技術需求,不能急產業所急,想產業所想,是他們的工作性質和專業局限造成的。政府依靠他們,用非所長,是政府的責任根源在於國家建立了不管經濟發展的科學與技術主管部門,籠統地講,他們的職責是要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科學與技術支撐,但實際上卻並不具體承擔產業技術發展任務。沒有評價與考核,幾乎沒有具體約束,因而,往往游離於經濟建設主戰場之外,所謂科技與經濟兩張皮,(准確地說,是技術與經濟兩張皮,因為科學與經濟兩張皮天經地義)首先是國家的技術管理職能“錯位”造成的。

  另一方面,政府科學與技術主管部門的許多領導人是來自科研院所的科學家,他們對科學家的熟悉、了解程度遠遠超過企業家和企業工程技術專家。更重要的是他們與科學家有共同語言,有共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有追求技術高、精、尖的偏好,往往認為企業工程技術專家水平較低,缺少研發能力,自覺不自覺地使我國的科技政策和投資、獎勵以科學家為主要的服務對象,有利於科學家,不利於技術專家。

  ■ 后果

  之一:我國重理論,輕實踐的文化傳統得到強化

  科學家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很高,企業工程技術專家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很低,與“美國的發明家和實際革新家比科學家獲得了更高的地位和聲望”(納特·C·羅伯遜,1977)相反。由此造成了嚴重的的社會后果:科技人員樂意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願到創造社會財富的企業工作。美國70%左右的博士在企業工作,我國僅5%左右。

  之二:形成政府——科學家聯盟

  科學家是我國科技發展政策、投資和獎勵的受益者,因而對科學與技術主管部門的咨詢工作一呼百應,熱情很高﹔科學與技術主管部門則感到工作得心應手、輕車熟路,科學技術主管部門與科學家之間不自覺的、在一定程度上結成了鬆散的利益共同體,互相信任,互相依賴。政府管理部門認為自己依靠大批科學家決策,既是民主的,又是科學的﹔科學家則常常名利雙收,既很榮耀,又可使國家技術決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自己的偏好。

  比如,在制定“十五”863計劃時,數千名國內一流的科學家為了擠身於評審專家行列,寧可舍棄參與課題研究的資格,這種現象無論怎麼解釋都不能說是正常的。實際上,大家心照不宣的一個基本結論就是,這些要求參加評審的專家代表著他們身后某個地方、機構或研究團隊的利益。科技計劃評審和決策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這些專家學者們平衡利益的過程!至於最終能不能出成果、出人才,尤其是出產品,出效益與評審專家幾乎毫無干系,他們不必為此承擔責任。

  因而,使計劃經濟時期仿效蘇聯形成的脫離經濟、脫離市場的錯誤的技術發展路線繼續貫徹執行。中國政府不是實行科學的政府——產業技術戰略,而是形成政府——科學家聯盟,從根本上背離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技術發展的規律。

  ■ 企業應是技術發展的主要承載者和主體

  技術發展的主要領導者是企業家,技術突破的主要載體是企業工程技術專家,沒有企業家隊伍的崛起和覺醒,沒有企業工程技術專家的發明創造,中國的現代化是很難想象的。

  技術創新的鼻祖熊彼特指出,企業家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家出於競爭需要和對利潤的追求,重視企業研發,企業研發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是技術發展、技術創新和科教興國的基本規律。

  在這個規律的作用下,技術與科學發展有一系列特點:企業為主,政府為輔﹔技術優先,科學隨后﹔企業研究技術,大學研究科學﹔大企業支撐大科研,大科研支撐大企業﹔20%的大企業研發對技術進步的貢獻率為80%﹔企業是技術轉移的主體等等。

  技術研發企業化是企業家對研發制度的重大創新。中國經濟轉軌,決定了科技轉軌,科研主體從獨立科研院所向企業的戰略轉變,決定了國家科技管理從以獨立科研院所為主體向企業的戰略轉變,隻有遵循市場經濟技術與科學發展的規律和特點,才能事半功倍,否則,在計劃經濟的科技軌道上滑行,隻能進一步擴大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

  客觀地說,解放以來,我國的科學與技術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縱向比,成績很大,但橫向比,差距很大,面對我國產業技術落后的現實,國人心焦。美國30年技術世界第一,50年科學世界第一,日本和韓國20多年技術世界先進,局部領先,中國趕了50多年,還差一二十年,而且遙遙無期,看不到盡頭。

  三、出路在於改革 

  何去何從?是繼續執行脫離經濟、脫離市場的錯誤的技術發展路線,還是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技術發展路線?是引進、引進、再引進,成為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附庸,還是在關鍵產業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競爭力,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答案是明確的。

  解決三個關鍵問題:一是實行產業技術發展優先的方針,建立以產業技術為核心的研發體系,形成科研院所、高校與產業、企業互動的國家技術研發網絡﹔二是確立企業研發的主體地位﹔三是實行有效的政府——產業技術戰略。我國迫切需要政府和產業界合作,加快產業技術發展。隻有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大企業為主導的產業技術研發體系,才能進入企業研發的新時代。這是21世紀中國振興的重大的經濟和科技工程,隻有國家層面的科學的頂層設計和改革,才能擔此重任。

  1、重組國家科技管理職能,建立國家產業技術發展局

  目前,我國的科研主體已發生重大轉變,迫切要求科技上層建筑的戰略轉變,隻有建立國家產業技術發展局,聚焦於對經濟發展起關鍵作用的產業技術,才能更好地貼近產業、貼近市場,滿足產業和市場發展的技術需求。在我國技術落后、經濟落后的現階段,運用國家權力推動產業技術進步,是十分迫切、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事實上,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是由經濟部門推動產業技術進步的。發達國家的科技管理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科技投入由國防和各產業部直接管理﹔二是大多數國家,如英國、日本等以經濟綜合管理部為主管理科技,基礎研究則放在教育部門,合稱教研部﹔從總體上看,兩者科技管理都比我國有效。 

  我國是大國、窮國,長期面臨“小科技與大經濟”的矛盾,我們必須十分注重投資效率和效益,把有限的資金投向最能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技術上。目前,國家科技管理政出多門,計劃繁雜,資金分散,大大提高政府科技領導能力的課題緊迫地、嚴重地擺在我們面前。實踐証明經濟部門抓科技比科技部門抓科技實在,效果好。

  因此,建立國家產業技術發展局是十分必要的。國家產業技術發展局的組建原則和主要工作內容是:隸屬發改委,從經濟發展戰略需要出發發展關鍵技術,普遍採用招投標制﹔按產業設電子信息、機械、化醫、輕紡等技術司,由熟悉行業技術發展趨勢和需求的技術專家、投資專家組成﹔實行應用研究、發展研究、技術引進、消化吸收、技術攻關、技術推廣一條龍服務﹔實行關鍵技術計劃指導,一般技術市場調節的技術發展方針﹔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整合技術資源的政策和措施﹔實行以行業和企業工程技術專家為主,吸收一定數量科學家參加的技術決策咨詢機制﹔建立產業部、行業協會、大企業及專門信息研究機構組成的技術和科學信息網絡﹔組建產業技術與科學發展研究會等等。

  2、把支持企業研發作為全國科技工作的重點,大力促進企業技術中心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研發雖然有了長足的發展,但企業技術基礎薄弱,技術積累甚少,加上國企體制不順,困難重重。發達國家的企業實驗室達到今天的水平和規模,是在市場經濟漫長的發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歷經百年。而我國企業技術中心起步於世界市場經濟已很成熟、非常發達的全球化階段。如果僅憑“看不見的手”,讓其自然成長,對我國參與世界經濟競爭十分不利,代價太大,因此,要通過國家政策和投入,體現國家意志,在總體上實現市場和計劃對企業技術中心的合力干預,使其盡快成長。建議由中央主持召開《全國企業技術中心大會》,頒布《加快企業技術中心發展的決定》。

  3、國家財政科技(民口)投入60%應投入企業

  通過大項目、大投入,把突破產業技術瓶頸與培育企業技術中心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市場驅動,以企業為龍頭和核心的產學研機制。

  今后,國家工程中心要盡可能建在大企業。還可仿效美國,在華為、海爾、聯想等一些有條件的大企業建立國家技術中心,國家投資,企業運營管理。

  4、修改現行科技法律、法規與獎勵辦法對現行科技法律、法規與獎勵辦法進行一次全面清理和修改,突出企業主體地位,使企業成為主要的服務對象。

  5、大力提高企業工程技術專家的社會地位和待遇

  黨、人大、政協、工程院、科技等機構要大力吸收企業工程技術專家,讓他們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創造科技人員流向企業,一流人才流向一流企業的經濟社會環境。

  6、設立國家產業技術發展基金會

  國家產業技術發展基金會面向全國,企業申請、專家評審、擇優支持。

  7、樹立一系列新的科研觀念

  ·發達國家都是靠企業研發現代化的,無一例外。沒有強大的企業研發,就沒有企業和國家的現代化。

  ·2002年全國23096個大中型企業購買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技術42.9億元,僅佔企業技術研發經費支出的3.7%,高校和獨立院所不可能為現代化提供主要的技術支撐,王選是特例,不是慣例。世界上沒有依靠高校和獨立科研院所現代化的先例。

  ·技術企業化,企業技術化是發達國家的共同特點,也是中國的必然選擇。

  ·大企業支撐大科研,大科研支撐大企業,20%的大企業研發對技術進步的貢獻率為80%。

  例如:華為對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超過1000所大學和科研院所。每年幾十億(2003年31.8億)投資,10000人專注於通訊市場技術和產品研發,持之以恆,碩果累累。目前已開始向世界主流市場——美國,主流產品——通訊設備發起沖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國的希望。華為技術中心是華為的核心資源,也是國家的寶貴財富。美國正是憑借私營大企業實驗室雄厚的技術實力稱霸世界。


  總之,科學家在我國技術決策咨詢上“越位”,企業工程技術專家“缺位”是政府技術管理職能“錯位”造成的,是導致我國新型研發體系發育緩慢,產業技術落后的基本原因之一,必須進行一系列改革和調整,各歸其位,惟如此,才能使中國走上技術發展的健康道路,促進現代化建設。

來源:人民網 (責任編輯:許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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