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发出医务人员禁收“红包”令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相继展开社会调查，制定实施办法，拉开了向医疗界的“红包”现象宣战的帷幕。

　　医院的“红包”现象由来已久，人们大多见怪不怪了。但是，“红包”对社会风气的毒化却是不容置疑的。你送我送大家送，接受“红包”的医生越来越认为这是“应该”的，而对含金量一般的“红包”也会越来越提不起精神，患者及家属寄予厚望的“红包”，其作用肯定会一天天缩水。

　　对“红包”现象大加讨伐，无疑是得民心之举。但是，医疗“红包”与其它的“花钱办事”一样，具有很大的利益默契，多数“红包”在查无实据中被忽略。因此，有人觉得禁收“红包”无论说的多严厉，但结局也会流于纸上谈兵。

　　在我国，医疗主体资源基本属于公共资源，民间资本介入医疗还少之又少，因此，目前我国医疗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这一方面使现有的医疗资源运营效率不高，一方面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因而形不成有效竞争，医疗尤其是高技术层次的医疗，总体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得了大病到医院做手术，不是享受服务，而是去“求”医生，这才是“红包”泛滥的根本原因。

　　医疗服务与其它显性服务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医生对患者是否尽心无法进行量化评价，或者明知医生不尽心，但因为技术、信息方面的不对称也无可奈何，再加上大病手术是患者及家属在“以命相托”，所以尽管知道“红包”不一定真的起作用，但也愿意在医生身上做做这样的“感化功”，以求得一个心理安慰。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不收“红包”，反倒让家属陡生疑虑，收下了才心里踏实。如此虽不情愿但却“心甘”的送礼心态，正是“红包”现象难以根除的最大障碍。

　　如此说来，医疗资源上的供求失衡一时难以改变，“红包”的送者、收者又多是愿打愿挨，那“禁收红包”的三令五申岂不真的成了纸上谈兵？举报、开除之类的严厉还有意义吗？我觉得只要确实认真，事情远没到如此悲观的地步。

　　首先，作为医生，收了人家的红包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如果既收了的红包，手术又没给人家做好，家属的心里能平衡吗？要知道，给你塞“红包”时堆着笑的脸，到了人家认为你“没办事”的时候，可就不再是这张脸了。如果因此而把“红包”的事捅出来，规章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为了区区一个“红包”，要冒失去职业甚至身败名裂的风险，这样的成本，我想谁也不能不认真去想，因此规章的“高压”是绝对必要的。

　　其次，既然有患者及家属无论如何也愿意用“红包”来求个放心，主治医生又认为自己的价值应该得到应有回报，作为管理者，就有必要考虑让“红包”从“地下”转到“地上”——索性实行明码标价的“点名手术制”，收取的点名费由主治医生、辅助人员与医院共同分成。

　　第三，医生的价值在于临床经验的多少。实行“点名手术制”可能会形成临床经验越多者越忙不过来，临床经验越少者越没人“点”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实行手术中的“名医指导制”，规定主任医师、主治医师每周要现场指导一定量的手术。这样既可缓解名医紧张的矛盾，也可以让新人增加临床经验，平衡医疗市场的供求。

　　以上是笔者的一己之见。还是那句老话，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是真下决心根除红包，就一定能找到切实有效的措施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