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序，言之有情，言之有文。”这是我读杂文的要求和写杂文的追求。然而，我的杂文要抵达这样的境界，是看得见的前路遥遥。

　　我多年从事新闻编辑，业余写作时评杂文。“取时评之素材，写杂文之华章”，是我现时写作的一个基本理念。取时评之素材，是指选取值得评说的新闻信息，是“言之有物”的基础；写杂文之华章，当然不是说我写的东西已经可称是华章了，而是努力追求言之有情和言之有文。

　　这样，我也无形中卷入“时评杂文”之争中了。如是我云：时评是新闻的一种，或说是新闻的副产品、衍生品，新闻是易碎的，时评也是强度略好的易碎品；时评是时事评论，时评也是“即时评论”、“及时评论”；既然有深度报道，那么就应该有深度评论；部分好的时评也是杂文，这种时评面世时，就是杂文与新闻的中间体；鲁迅先生本质上是杂文家，不是时评家，他对许多时事都是在思虑很久甚至大半年之后才作出评论的。

　　无论时评还是杂文，都应该是人的思考的结晶和思想的精魂，这是“言之有理”的精义。一如法朗士说的：形式是一只金瓶，思想之花插入其内，便可流芳百世。然而，世间的道理有数、常识有限。歌德说得好：“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于是，今人就有了双重困难：如何能够站在先哲、巨人的肩膀上；如何才能超越自己，不再重复自己写过的东西。

　　我们看看并不遥远的先人的思想精华，实在感到自己的羞愧。无论是公元1620年从英国驶向新大陆的五月花号小船上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还是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的《盖第斯堡演说》，都是寥寥数百字，其思想之丰盛挺拔，那是我等码字的文人所企及的？

　　印度人认为，生活中的三大目标是“法”“义”“爱”，我们的时评杂文离得开“法”“义”“爱”吗？印度有“三圣”：圣哲室利阿罗频多、圣雄甘地、圣诗泰戈尔，我们的时评杂文如果同时拥有圣哲的思想、圣雄的精神、圣诗的文采，那多好！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是时评的新闻化要求，在排斥文字的文学色彩。当有的文体已经抵达“审美疲劳”的境界的时候，诸多时评杂文还远没有让人享受阅读的愉悦。

　　与“影视不同流”一样，时评与杂文亦不同源同流，能够“殊途同归”的，那才是好东西。如果说杂文像“电影”，那么，时评就是“电视剧”，一般来说，把电视剧搬到银幕上放映，让观众进电影院看电视连续剧是不可想象的。但电视上的“电影频道”倒是比较受欢迎，这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取时评之素材，写杂文之华章，应该有殊途同归之作品，这里需要的是挺拔的人格、挺拔的思想、挺拔的精神，最终造就挺拔的时评杂文。于是，我们看到了——

　　立起来的匕首，虽短，也是犀利挺拔的；

　　站起来的投枪，虽瘦，也是坚毅挺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