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杂文爱好者来说，过去的一年绝对是令人失望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给人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时评的勃兴与杂文的式微，杂文被时评逼得无处藏身。

　　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各类媒体以张扬的态度对待时评，时评版越开越多，稿酬越开越高。越来越多的杂文家向时评转型，时评是正业，杂文是副业；另一方面，杂文的阵地越来越窄，除了传统的《杂文报》、《杂文月刊》、《杂文选刊》等杂文报刊外，其他媒体纯正杂文的影子寥若晨星。即使是《杂文报》，也有向时评低头的倾向，越来越多的时评名家跻身其中；《杂文选刊》所选之作多半也是时评作品。

　　在这股强劲的时评风潮下，即使在杂文名家刘洪波先生挂衔主编的《2003年中国杂文精选》也难逃时评集的嫌疑，严格定义下的杂文少之又少。刘先生为此作的序言是《“事评”潮流中的杂文》。他除了发出“杂文的年份十分不好”之概叹外，还对“据报载”式的八股时评作了如此的评价——“时评写作进入“时效竞争”的阶段，思考已经不重要了，正像痢疾患者，吃了就拉，不需要胃肠，有直肠运动就行了。”

　　无独有偶，漓江出版社的《2003年度最佳杂文》也用这样的词汇——“速制品”、“粗劣”来评价时评，而且把时评泛滥归诸时评者“急功近利”。

　　作为时评的爱好者，也偶尔侍弄一番杂文的作者（本人也有杂文厕身以上两书），对此我块垒在胸。作为杂文家，刘先生的忧虑不无道理，时评毕竟不与杂文同，用杂文家的眼光来看时评，时评肯定只能是“直肠运动”的产物，是思想的劫难了。

　　但是，客观地说，时评决非杂文家眼中的浅陋之物，神憎鬼厌。存在就是合理，一种文体能够如此迅猛地“攻城掠地”，把“老对手”逼到墙角，恐怕不是有失理性的谩骂能说明一切的。窃以为，这一方面是时势使然，在网络时代、手机短讯的“速食时代”，行文晦涩、曲折迂回、讲究“不着一字，占尽风流”的春秋笔法的杂文输给迅速感应社会神经、有一说一的时评难道有什么反常吗？另一方面，时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新闻向纵深方向的延伸，能言时事新闻之未尽之意，这又岂是坐而论道、以空对空的杂文所能胜任的？

　　此外，任何关注时事的人士都不应该忽略时事评论在过去的一年在针贬时弊、激浊扬清、促进文明所起的巨大作用——从年初SASR风波、孙志刚事件、刘涌案到年医终的宝马撞人案，集束炸弹式的时评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岂是几近“沦为风月”（颜峻语）的杂文所能担当的重任？

　　严格地把杂文与“事评”划清界线，也未尽然。作为直面社会人生的杂文不是论事，又有何附丽呢？即使是文学巨匠鲁迅的杂文极大部分也是因事而发，如名篇《纪念刘和珍君》，它属“事评”无疑，但它的价值因此而受到损害了吗？

　　杂文与时评，如孪生兄弟，虽然有时也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和平共处的，希望杂文家们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它们——时评是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应该不是时评这种文体的天生不足。至于时评存在什么问题，如何面对，不属本文任务，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