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受贿”的六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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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在即，又一个春节将来临。在这喜气洋洋的背后，有关“节日受贿”特别是“春节受贿”的话题也愈来愈多地摆在了反腐职能机关和新闻媒体的面前。的确，春节是个易发腐败的“黄金季节”。行贿人早就盯紧了这个重大节日，准备猛发“炮弹”，努力轰开一道“口子”；而有的掌权者呢，也看好春节，准备好好发它一笔。总之，从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案件侦结情况看，百分之七八十的贪官都有在春节收礼受贿的记录。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值得研究。那么，春节怎么会成为“贿节”的呢？笔者综合有关材料，发现贪官们之所以在这时候胆子大了起来，基本源于以下六种“说法”。
一是“人情往来”说。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而且是传统节日中的第一大节。人情是深是浅，就看这个时候了。一些求人办事者，为了与领导干部建立良好关系，也非常看好这个节日，也打着节日的旗号大行贿赂之实。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在其《书面检查》中交待说：“我在沈阳市任职的四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级各类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几百万元。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做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这次揭露出的大量事实证明，大多数人送钱送物都和我用职权给他们的单位或个人办事相关，即在进行权钱交易。所谓‘人情往来’的性质是清楚的，而实际上对像我这种人，其实也只有‘来’，而没有‘往’，正如世人所说‘来而无往非礼也’！”老慕不愧为副省级高官，总结自己问题的水平也不浅。试想，当今那些借春节之际大肆收受贿赂的官员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心态。
二是“礼金不是贿”说。既然是人情往来，送的和收的自然就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这是礼金，不是贿赂”。“收礼金是错的，但不是犯法的”。这种可笑的理论在许多贪官当中竟有一定的市场，而且有的还放到法庭上来说了。著名贪官张二江在武汉中院法庭上为自己辩白而一再强调“所收是礼金而不是贿赂”，他说：“我当官十几年，积累了几十万非法收入，是否触犯了法律还在接受审查，现在虽然悉数交公，但仍深感罪恶严重，如果法院能够实事求是给我以公正判决我愿意认罪服法，如不然，不管有多大压力我一定要上诉。”“我有错，但没罪”。
三是“公款不是贿”说。每逢节日来临，不少单位和部门不惜动用巨款“犒劳”上级部门和实权人物。一些部门和单位为谋取日后的种种方便和利益，对上级和有实权的相关部门或公务人员进行“感情投资”被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商定公款送礼的对象、方式、时间、标准和列支项目后，或一把手亲自出马，或班子成员分工负责，赶在重大节日来临之前不显山水地完成。更有甚者，一些单位和部门在给职工发放年终奖时，也往往发给上级领导和有关人员一笔数额可观的奖金。上级对下级支持、下级对上级感谢，这样一来，实质上是把等价交换的商品交易原则引入了公务活动，送者、纳者心照不宣，皆大欢喜。送出去的是公款，收回来的却是私情。送的人大大方方，收的人也毫不害羞。谁都不把公款公礼当作贿赂，由于种种原因，这类案子暴露得也比较少。
四是“法不责众”说。春节期间收受“红包”，的确已经形成了一种不良风气，在社会上已经较为普通，以至于在一些领导干部当中也形成了一种认同心理。特别是对于公贿来说，不少人认为公款行贿是为公不是为私，“受益方”是集体，没有中饱私囊，就错误地认为绝不是什么违法违纪问题，有普遍的认同心理，不像对待个人贪污、受贿等犯罪问题那样人人喊打。加上有的公贿还加上了顾问费、劳务费、奖金等各种花样繁多的名目，造成了查处难、认定难问题。而对于收受方来说，不仅“名正言顺”，而且有着一定的普遍性，他们不担心自己的问题会违法。即使要处理，也不一定上纲上线。
五是“节日进贡”说。有的领导干部有一定的法纪知识，平时替人办了事不敢收钱，把春节等重大节日当作“进账”的大好时机，所谓“平时播种，节日收获”。而办事人则也精通这一手法，也把“节日进贡”看作是投资或回报良机。被称为“红包书记”的丁仰宁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丁仰宁任福建政和县县委书记不到三年，竟收红包达100万元，涉嫌行贿的各级领导干部达200多人，他刚上任两个多月，适逢1997年春节，就敞开“节日进贡”大门，不但收受各乡镇和县直单位送来的拜年红包，对各企业老板送来的钱物也来者不拒，坦然笑纳。过了一个年，受贿10万元。事发后他向纪委交待说：“那时，我对收红包心里只有喜悦，感觉全是尝到权力的甜头”。他拿到红包就给人办事，办事之后又收更大的红包，欲壑永远填不满，直到走入大牢中。广东徐闻县原县委书记苏凤娟五个春节竟收礼六十多万元；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朱胜文几百万元的“灰色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年关的“红包”。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在西流农场任职时，第一个春节就收“红包”五万多元。在其后来的贪污受贿和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逾千万财物中，有一部分就来自每年春节收到的“红包”。
六是“无法拒绝”说。倒也并非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贪婪或一开始就贪婪。有的贪官开始时还是勤廉为官的，对自己也有一定的约束能力。但后来渐渐放松了警惕，被“糖衣炮弹”打倒了。原广东省普宁市委书记丁伟斌应该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看守所里，丁伟斌写下了长达万言的《我的悔过书》，坦白自己的犯罪事实，以及自己面对行贿者的进攻所做的种种努力与无奈。他总结了自己的几种拒贿手法：一是事后回赠；二是当场拒绝；三是事后退回；四是节后上缴。四年间的八个大节日，“我共九次上缴58万余元人民币、8万多元港币和两三千元美金。”但最后，丁伟斌还是堕落了，他没能继续拒绝下去。他说，行贿受贿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形成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我一个人难以撑破这张大网”。“在我走上领导岗位后，就有很多下属在春节等节日期间给我送钱送物。我存在着爱面子思想，存在着侥幸攀比心理，更存在着贪婪的欲望，绝大部分的拒收只是口是心非，态度并不坚决。”
以上六种“说法”，仔细分析起来，都是贪官们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借口。这些“说法”都经不起法律和纪律的推敲，既不合理，也不合法。贪官们最终都因为这些“说法”站不住脚而纷纷倒下，受到法纪的制裁。
无数贪官栽倒的事实一再警示我们，要学法守法，不要搞“说法”。在羊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眼莫红，心莫贪，把守住自己的家门，把守住心里的法纪之门，何其重要！
（网友：汪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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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2003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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