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听证程序的不完善处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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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这一透视着现代行政理念的词忽然成了香馍馍，自从《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听证程序之后，《价格法》《立法法》等也规定了听证程序，一时听证热传遍神州大地，公交涨价要听证，环保收费要听证，甚至行政立法也在听证，笔者单在人民网搜了一下，就看到一千三百多个有关听证的新闻，此风之热可见一斑。
听证有助于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考虑所有应该考虑的因素，是合理行政的基础，但实践中有的听证，使人感到象装璜门面：听证归听证、处罚归处罚，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为此，笔者在听证热中进行了一些冷思考，发现我国的听证程序确有一些不完善之处，典型的有：
首先，没有规定案卷排他主义。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了听证程序，但听证笔录在决策中有什么作用却没有规定，并未规定只有经过听证的材料才能作为行政决策依据，从而不能排除行政机关将未经听证的材料作为决策的依据，为听证走过场开了方便之门。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后发现的新证据应重新听证。而大陆的听证程序上就缺少这样的规定，没有这样的程序上的制约，既不能保证行政决策的合理性，也使得听证程序变得可有可无，长长的听证变成了没有拘束力的咨询意见，有关的决策虽然经过了听证，但事实上还是有关部门密室相商的结果。当听证材料不是决策的唯一依据时，决策依然脱不开秘密行政的影子。
其次，行政行为中的听证也不全面。比如《行政处罚法》四十二条只规定了三种情形必须加以听证：1、责令停产整顿的，2、吊销证照的，3、较大数额罚款。诚然，这三种行政行为对当事人权益有较大影响，但冷静思考一下，对公民的权利影响较大的行政处罚难道仅有这三种吗？未必！比如没收和行政拘留就显然比前者严重，可《行政处罚法》中并没有规定这样的处罚须经听证程序，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因制定在先，就更没有有关听证的规定了。同时，听证还不是机关的义务只是告知公民有听证权是其义务，也不尽合理。
再次，听证的组织也不合理。现代法制讲究正当程序理论，也就必须充分听取对方的意见，同时避免自已能成为自己法官。听证具备了听取对方意见的形式，但是现行体制并不能避免听证中行政官员成为自己的法官，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中，仅规定了听证员为非本案调查人，我国行政一体化倾向很明显，同一单位，甚至是同一办公室的人听证，因为他们维护的一个共同的利益，从而使得行政机关（或者官员）事实上成为了自己的法官，有违听证中所寓含的行政司法性的特征。听证应该在保持行政性的情况下，更多一点司法的公开公正的特征。美国专门听证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听证官独立不隶属于任何部门，也许这样更符合于听证的初衷。
无疑，听证程序九十年代在我国行政法中确立，是我国行政法更加民主的标志，诚如任何初生儿都是丑陋的，诞生不久的我国听证制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就不足为奇了。要让听证制度更好服务于法制建设大局，就需要吸收一些先进的行政理念，如案卷排他，强制听证等，并实现听证组织相对独立性，以提高听证的质量，防止听证走过场，决不能将听证变成为不当行政的遮丑布。
（网友：邹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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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2002年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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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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