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大代表素质的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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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各级人大由下而上次第换届的季节了。根据我曾经连续三届当任一个省会城市一个区的选民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的亲身经历，谈谈我对人大代表素质的一己之见。
第一次行使人大代表的表决权。表决办法如下：“同意者请在候选人名字上方的方格内画圈，反对者打叉，弃权者不做任何记号。”对此我有异议，我举手发言：“如果弃权的留下一个空白的方格，就留下作弊的可能性——可能被人添加上圈或叉。因此，对于弃权者，必须用第三种符号，比如画三角形。”执行主席答曰：“符号多了，许多代表画不清楚，唱票人也可能辨认困难，要是把三角形画得像圆圈，或者看成了圆圈，岂不是更不好吗！再说，我们应该充分地相信监票人、唱票人和工作人员嘛，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吗！”我坚持说：“这与‘相信群众’是两码事。许多法律，比如刑法规定了对罪犯要进行各种处罚，难道你能说那是不相信全国人民吗！如果怕三角形与圆圈搞混，那么，用机械制图中的剖面线——四十五度斜的阴影线，那是绝对不会与圆圈相混淆的了。”答曰：“哎呀，我们有些人大代表的素质您是知道的，有多少具有您这样的文化、科学水平呐，就这样算了吧！”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弄明白，到底是“我们的人大代表”素质低，还是这位执行主席素质低。当然，若是使用表决机器，设置三个按钮，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如果有人按错了按钮那又该怪谁呢？
第二次行使人大代表的表决权。坐在我后面的一位代表问我：“喂，你选谁呀？”我说：“个人自己独立地选吧。”他又说：“某某人不错，选他吧。”我坚持：“我将独立地行使我的神圣的表决权。”我正准备画圈圈，这位代表竟然探着脑袋从我肩膀上看我投谁的票！我有些恼火，但强忍住了没有发出来，只是用膀子遮挡住我的选票。此人竟然大声地叫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遮遮挡挡干吗呀！”这时，我真的发火了：“既然是无记名投票，我就有权不让你知道，这是选举法赋予我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剥夺法律赋予我的这一权利！”此人见我较真了，连说：“对不起，我是开玩笑的，你怎么连一个小小的玩笑都开不起！”我说：“如果你把法律和人大的表决当玩笑，那我就要怀疑你的代表资格了！”
第三次行使人大代表的表决权。这是我连任第三届区人大代表时的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预备会上要通过主席团的名单。主持人请工作人员宣读了主席团人员推荐名单后宣布：“我们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同意这个名单的请举手——”我站起来说：“我只是不同意个别的人，那我该举手赞成，还是举手反对呢？” 主持人：“这——”我接着说：“名单中有一位某高校的校长，也是连续几届的连任代表，但从我第一次当上人大代表起，总共只看见他参加过一次大会活动。这种人，不要说进入主席团，恐怕连代表资格都必须重新考虑，你们是凭什么推荐到主席团的呢？”
我当代表的那些年，正好是吃喝风越刮越盛的时候。人大会议期间用餐，规定是不得上酒的。一些吃喝惯了的代表，可能无法适应，于是，邀集在固定的几桌，轮流买酒喝。喝高了的不仅影响下午的开会，还不时发出各种牢骚、传播政治笑话、讲黄段子，不堪入耳，与人大会议和代表身份极不相称！于是，我提出“会议期间午餐不喝酒，连自己掏钱买酒也不行”的建议，并进一步提出吃盒饭。主席团接受了我的建议。不料，刚刚吃完第一顿盒饭，就有代表以“国骂”开头骂道：“妈妈的*，哪个混帐东西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让人大代表吃盒饭，这是对我们人大代表的不尊重！”主席团迫于压力第二天马上就改回来“吃桌子”了。
有些书记和/或政府行政首脑出身的人大主任或副主任们，常常把他们长期任党政领导干部形成的工作习惯和模式带到人大工作中来。我国立法、监察、行政三者的“功能”是有明确的分工的，他们的权限也各有不同。而党政领导出身的人大主任必须要重新学习以适应新岗位的工作。对于那些不愿学习或没有更新知识的能力、缺乏转变工作习惯和模式的书记和/或政府行政首脑出身的人大主任或副主任们来说，很难适应人大的工作。
曾经共事过的一位副区长出身的区人大副主任，在人大工作期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强烈地表现出行政领导副区长的痕迹。他不仅把所有的人大代表（除了他的顶头上司人大常委会主任之外）都当成了他的行政下属，而且，经常以副区长的架势指挥区政府的工作。他不习惯运用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却又越权代替政府行政。因此，经常与现任政府的行政官员们发生矛盾，而矛盾激烈时他的一句口头禅总是：“我当（副）区长时，……”
我实在忍不住多嘴了：“您现在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已经不再是区政府的副区长了，您应该干、也只能干区人大副主任的活了——您只有依法的监督权，没有行政权，您没有权力代替区长、副区长等行政官员来直接行政！再者，在人大表决时，普通代表的一票是一票，常委会副主任、哪怕是主任的一票也只能算一票。”
这位区政府副区长出身的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瞪大两只眼睛打量了我半天，最后说：“佩服、佩服！您这几句话把我点醒了！”从此，我俩遂成莫逆之交。
最近在人民网上看到一篇网友感言，说的是一位人大代表在遭到非法攻击时亮出了人大代表的身份，还未能制止非法侵犯。这位网友认为，即便不是人大代表同样也应该享有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我完全同意这位网友的观点。我要说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亮出人大代表的身份则是完全必要的。
有一次，我送朋友上火车后，在售票厅发现票贩子十分猖狂，车站的管理人员和治安人员视而不见，于是出面干涉，立即遭到围攻。我及时亮出人大代表证，既镇住了邪恶，又保住了自己的安全，还避免了围攻者因围攻升级而可能造成更大的刑事责任。
还有一次，我市另一个区的便衣民警半夜抓赌徒，追到我住的楼宇。大概是搞错了门牌号，拼命敲打我家的门。我开门后，堵住家门不让他们进屋。来者很凶：“我们是公安人员，抓赌的。要搜查你的家。你不让进，放走了赌徒，要问你一个妨碍公务罪！”我说：“ 你们没有穿制服，也没有出示有效证件，你们根本无权搜查我的住宅！”他们说：“公安人员还有假的吗！”我说：“是真的也要依法办事。”他们说：“哎呀，看不出你还蛮有水平哪！情况紧急，先搜查了再说！”我说：“ 你们至少也要先与我校保卫处联系，会同他们一起来呀！”这时，一名冒失的小伙子沉不住气了，要强行冲入。我及时亮出了人民代表证，高举着大红本本正气凛然地高呼：“人大代表的住宅没有人大常委会的批准，不受搜查！”他们中有人连忙说：“误会、误会。”转身想走。我不慌不忙地说：“请你们留下，等我电话与你们单位的值班人员联系，证实你们不是冒充的公安人员，再放你们走。”此时有人才亮出了他们的证件。我说：“为什么早不把证件拿出来？现在，你们先去执行任务，明天让你们领导带着你们来登门道歉！更重要的是，不管任务多么紧急，依法行政是永远要遵守的准则。”
我们的楼宇前面，是一家中国银行的办事处，停电时用自备柴油发电机发电，噪声扰民不得安宁。于是，我和一位老教授和一位老工人一起去与该办事处交涉。一进入营业厅，我们都亮出了身份，我还特别给他们看了人民代表证。不料，值勤的保安竟然打电话给他们的上级机构的保卫处长，请求多调几名保安来，他说：“这里有几名不明身份的人在这里闹事！”处长来后发现我们是在依法维护自己不受噪声污染的合法权益，结果，把那名“谎报军情”的保安炒了鱿鱼。
1994年，我在清华大学开完会打的回我校驻京办事处，我将详细地址以及从什么地方拐弯，全都告诉了的士司机。车子行到我校驻京办事处的街口，我让司机右拐进去，司机却故意往前开，有接连拐了三次右弯，绕了一个很大的长方形才停到我的目的地，一看，车费差不多翻了一番。他说：“到了，您下车吧。”我说：“我不下了，请开到中央电视台去吧！”他说：“哎，您想干啥呀？”我说：“给你曝曝光！”他说：“嘿！你横什么！”我说：“我没有你横，我甚至根本用不着横。”他说：“那你凭什么——？”我淡淡地说：“凭这个。”我给他看了一眼我那红彤彤的人民代表证。他马上说：“对不起，误会误会。”我说：“那车费呢？”他说：“咳咳，优惠优惠。”我说：“不需要你优惠，该付多少就是多少。我已经看过了，按我第一次要你右拐的时候表上的显示给钱。小伙子，以后要学好呀。”他说；“是是，您哪！”
当年，我们学校有三名区人大代表：一位少数民族的女学生，一位某处级单位的总支书记，还有我这位老教师。我们选这位书记当代表组长，而这位书记在人大的一切活动中都按党内的习惯行事，凡事都要求我们三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表态”，而且总是要统一到他的认识上来。而我总是认为每一位代表都有权在人大的活动中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每次开会回来向学校党委、行政和选民代表汇报，他总是要求我们在他起草的汇报材料上签字，而且，总是不容许有不同的观点，连汇报时我口头表示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我们有分歧，他都要指责为“不团结、非组织”！
有一次，某宿舍楼三楼的住户因四楼卫生间漏水，深更半夜冲到四楼责骂，引起了矛盾。三楼的住户抢先到他那里告状，他听信了一面之词，居然在没有通报给我们另外两位代表的前提下，以代表小组的名义在汇报会上说：“最近由于厕所漏水问题，一名教授居然打了住在楼下的一位工人！” 我当即指出：“第一，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要匆忙下结论；第二，即便是发生了冲突，也仅仅是邻居之间的事情，不要分成‘教授’和‘工人’！” 后来，他居然动员那位学生代表支持他的观点，想造成2：1少数服从多数的局面，被那位学生拒绝。后来，由于舆论和行政上的双重压力，那位我校稀缺专业的教授“跳槽”到兄弟院校去了。
我之所以重提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琐事，其实是学习江泽民同志十六大报告引发的。对照十六大报告，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些反映人大代表素质的琐事，好像都与政治文明有关，可又没有把握，更深怕小题大做，故此借人民网发表出来，以就正于行家。
（网友：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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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2003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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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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