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嘴巴的两大功能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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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巴有两大功能：一个是吃，一个是说。
在国外，在香港，在传媒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法律充分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并真正落到了实处，于是，媒体每天都在抨击政府及政府阁员，经常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政府想掩盖什么他就偏问什么，某些政府阁员经常被搞得狼狈不堪，甚至无地自容。有时这种自由还被发挥到了极至：某些报刊为招徕读者，冷不丁还搞些“愚人节”新闻。正因为有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舆论监督，这些国家的官员，包括总统，因惧怕媒体其自身行为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克林顿性丑闻被媒体连篇累牍冷嘲热讽，则进一步警示官场中人：连这么小的问题，都会有人抓住不放，谁还敢做更大的、更坏的事情？在舆论监督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国家，谁要是今天利用公款大吃大喝，那么明天的报纸保准会给他留足版面。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谁还会为了一顿吃喝而自毁前程？
而在国内，“说”和“吃”与国外比，就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从古以降，因出言不慎，而惨遭飞来横祸、殃及九族者数不胜数。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宪法》早已有言在先，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但在实际工作中，言论自由因种种原因而大打折扣。特别是经过“反右”、“文革”洗礼之后，不少人对“说”多了一种骨子里的谨慎、甚至可以说是恐惧。言论自由的缺失，不仅表现在新闻舆论监督的深度广度不足、媒体官司缠身而又多数败诉；而且还集中表现在，不少地方以“保稳定”为借口出台“土政策”，如：“对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批评，要经县常委会研究”，“矿难事故要经当地政府同意，统一口径对媒体传播”等，阻止媒体监督。除此之外，不少地方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会议”流于形式，有的甚至开成了“相互表扬会”。以至于，这些地方的民情、民意、民怨，只能通过信访等渠道消解。一些重特大腐败案件，只能等到腐败者的“冤家对头”署名举报后才能发现。
相反，国人对“吃”则情有独钟。上下五千年，中国的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翻开史书，因出言不慎被杀被砍者比比皆是，而鲜见有某某官员，因贪吃而被革职罢官。如今，对多数官员而言，由于既无权胡“捞”，又不能胡“说”；或者说，“说”要支付成本，而胡“吃”既得实惠又不付任何代价，那么只有傻瓜才会只说不吃，招人忌恨惹出麻烦。于是，嘴巴的两大功能，在“说”受到抑制之后，“吃”就明显地表现为一种功能的“亢进”。
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官宴以及某些私宴，其等级、标准早已从“温饱”型蜕变为地位（实力）型。即根据来客地位（实力）是尊是卑，或者所办事情是否重要，决定接待标准。走出温饱后的大吃大喝，与其说是一种挥霍，倒不如说是一种“渲泄”。所谓“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正是这种心态的写真。大吃大喝久治不愈成为顽症，最终成就了一年“吃掉几个三峡，喝干几个西湖”的“统计”结论。
根治大吃大喝，显然必须彰显“嘴”的另一个功能，从干部最害怕的新闻改革入手。除了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事不准报道外，一般不要轻率发布新闻禁令。宣传主管部门的职责主要不在限制媒体报道，而应当是着力引导媒体如何报道得更好。到那时，设想一下，如果今天身为领导干部的你，在大吃大喝后又搞异性按摩。明日，当你走进办公室，砌好茶、点上烟、打开报纸细细品味之时，你的“全部特写镜头占据了报纸的某版”，那么后天呢，你是否有胆再去大吃大喝？我敢打赌，包括你的同事在内，恐怕借他们个胆，也不会再敢。由吕日周倡导的长治市新闻监督，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就处分了160多名干部，多数干部挨过报纸点名批评，全市干部为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足见新闻监督的作用。
由此引伸开来，反腐败工作也同样如此。一些小贪之所以最终沦为巨贪，根本一点就在于，在小贪之时未能及时“纠偏”。倘若在小贪之时，媒体能够及时跟进、曝光，虽然一时间有些难堪，但却可以挽救一批即将坠入深渊的“准贪官”。原广西玉林市市委书记李乘龙曾说，对我下级不敢管（监督），上级管不着（距离远），正因为如此，我才走上了不归路……。贪官胡建学也说，在中国，如果官做到了厅局级，就没有监督了。虽说贪官之言未必全部属实，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监督工作的缺失。看来，引入媒体监督发挥媒体“社会公器”的作用将是改革的必然，否则，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个贪官在屡屡得手之后，为自已那张“永远填不满的”私欲之口吞噬，同时也为他人那张“金口难开”的嘴巴买单。
（网友：石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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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2003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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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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