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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明星之死与媒体的各样姿态
编辑:张爱敬
  2003年04月17日02:59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张国荣之死与媒体的

张国荣之死与媒体的“诗意”

  2003年4月1日6时41分,一代巨星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跳楼,经抢救无效,于当晚7时06分去世。天际一颗明亮而独特的星就这样陨落。愚人节里,多了一个真实的“玩笑”。

  同以往相似,张国荣跳楼自尽,自然是媒体的猛料,又同以往不同,媒体对张死亡的报道极其抒情,充满诗意。但在大片伤痛的眼泪、缠绵悱恻的文字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与众不同”……

  北京青年报: 警惕对明星自杀的“诗意追捧”

  在社会学家和心理专家做出科学的结论之前,我们还无法断言,张国荣跳楼自尽是不是在某些追星族中引发了精神危机,甚至诱导了一些人的自杀冲动,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娱乐红星,张国荣的自杀给了社会心理一个消极的暗示,而这种暗示在被媒体放大之后,已经对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冲击。

  张国荣跳楼自尽,自然是媒体的猛料,与以往相似,这位明星的夭亡也被打上了诗意的印记,不仅网民们把他的自杀行为看做“诗意的”解脱,更有一些著名人士将之誉为“飘然而去”,是用死亡“完成了一个传奇”,甚至有“妙文”把张国荣残破的身体比喻为“绝色的伤口”。凡此种种“诗意的追捧”,虽然艳丽得如同绢花,营造出一派“哀荣”的气氛,却极易成为年轻人尤其是追星族们的心灵迷药。无怪乎一位心理医生敬告媒体,对报道张国荣事件一定要谨慎。

  张国荣是娱乐人物,他的死也成为了娱乐的材料,但是在渲染之余,我们是不是也该衡量一下娱乐的代价?据有关方面统计,自杀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警惕对死亡的“诗意追捧”可能导致的并不诗意的后果呢?

北京娱乐信报: 张国荣的自杀想到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

  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一遇一些不太顺心的事情就跳桥?笔者以为,除了我们教育的缺失,我们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比较脆弱外,还与我们的媒体前一时期不加选择地报道一些人们动不动就选择跳楼以使对方妥协,或者能立马解决问题等等,使其误认为不论什么事情只有靠过激的行为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才能最终解决问题而带来的负面效用有关。

  张国荣跳楼自尽,我为张国荣感到惋惜,同时也更加担心,担心我们的孩子从此又多了个“榜样”――更加理直气壮地去“模仿”从而给更多的孩子带来更多身心的伤害。

  我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为了指责张国荣先生什么。每个人都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及其方式的权力,只是想提醒公众人物,在作出结束自己生命决定前的那一刻,一定要想一想采用何种方式才不致给社会、给自己的崇拜者带来不必要的后果。这或许有些苛刻,但作为有责任感的人的确应对此有所考虑。

相关链接: 张国荣自杀专题 送别组图 生前组图

高枫之死与媒体的“集体偷窥”

  2002年9月19日晚10点28分,我国著名歌手高枫在协和医院去世。然而在他离世之前,在他挣扎于生死两界的那段病危日子里,他身边的世界却一直嘈吵不堪,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媒体呈现了它残酷的一面。

1、关于高枫病因:

  因为有媒体说,高枫染上的是“ P CP病毒性肺炎”,据称只有3种人可能被传染:一为肿瘤病患者,二为曾做过肝肺移植手术的人,三为艾滋病患者。而最后一种,在许多人的眼里,恰恰是“不道德”的代名词。 于是,一个巨大的好奇瞬间被各种媒体以各种暧昧的手法迅速调动起来,读者和媒体迅速联手加入了一场隐私偷窥运动:他得了什么病、是怎么得的病、他的朋友们、他的私生活……至于当事人的生死、疾病本身,以及他的权利、尊严及其亲友的感受,反而被媒体和社会公众“置之度外”了。

  于是,我们看到“面容憔悴的母亲揉着胸口,眼含热泪地说:'不是的,没那么回事。有些人总把娱乐圈内的人想得太坏'。”(《高枫病情好转 高母声明他不是艾滋病》

  2、关于绯闻 

  关于高枫,有人说,我过去就只知道高枫唱过《大中国》,可是今天,我在网上找到了他的一切,他的家庭情况,他的演艺生涯,他有哪些朋友,他的病,他的被揣测的病因,他的被风传的私生活……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关于高枫的“桃色事件”:《神秘女郎探访高枫――告诉他妈妈我叫彭怀玉》《章子怡是高枫最后异性恋?》……

  9月18日,《北京晚报》刊出《当明星病危约等于娱记“节日”》一文、9月19日,《中国青年报》赫然用《公众目光下的高枫生死劫》做标题,记录了高枫病危以来媒体种种不良报道倾向。此两篇文章现在读来,依然可让我们从中看到当时媒体的一些热闹。真是令人心酸又深感贴切。 

  高枫从病危到去世,不只引发一场娱乐媒体争夺新闻的大战,还引发了一场多家京城媒体参与的有关“公众知情权和名人隐私权”的大讨论。其中“娱乐新闻过度关注高枫事件是一种‘集体偷窥’”和“公众人物从社会获得更多利益,公众社会应当有相应的知情权”,代表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不论双方哪个说的有理,这种讨论本身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单纯的明星死亡事件所能给我们的思考。对于飞速发展的娱乐媒体而言,如何规范自身的行为、如何选择合适的叙述方式、如何消除浅薄和庸俗,把公共话题引向深入,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课题。

中国青年报: 高枫事件中的集体偷窥

  人之患疾和痛苦,总是令人同情的,不仅仅是因为爱,还因为“顾影自怜”的私利私心因素在。今天别人身上发生的事,天晓得会不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但在我们传统的文化和道德评判中,一些病却似乎是不值得同情的,不仅不需要同情,反而要鄙视,要谴责,比如性病,比如艾滋病。但你可能不知道,在今天的艾滋病患者中,10个有7个不是因为性乱。就算是最坏的结果吧,人之将死,还有什么不可饶恕的。再说,就算你不原谅其人的“不道德”,那么,偷窥他人无关公共利益的个人隐私,又是一种什么行为呢?是不是比其人之“不道德”更加不道德?这方面,留给我们的选择余地其实是不多的:要么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要么井水河水互不相干。 

  我不想把类似的事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去思考。在这方面,媒体其实也是小心翼翼的,他们擦着法律的边,打着道德和文化的球,让人抓不着把柄。但众口铄金,它给人的尊严造成的伤害却是显而易见的。我要说的是,即使是明星,他或她是公众人物,但却不是和官员一样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公共人物”,只要无涉公共利益,他有权保守自己的私人秘密。无论是他的生活方式,还是他的爱情、他的朋友、他的健康。当我们在捍卫他们和他们的亲友们的尊严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捍卫和维护自己的尊严。反之,在我们偷窥、揣测、猎取他人秘密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变得贼眉鼠眼地矮了几分,少了些堂堂正正的气宇与尊严。

北京青年报: 高枫是不是公共人物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之一种,每天都在为高枫们提供在公众面前混个脸熟的舞台,帮助他们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名利双收,他们也相当于掌握了一种公共权力(尽管比官员掌握的公共权力要“软”一些)。从事实与情理对等的角度看,媒体当然有“权利”从高枫们那里获得有关其言行举止的信息,以保证收视率、订阅量和广告收入,公众也有“权利”通过媒体获得高枫们的有关信息,以点缀平淡无聊的日常生活。如果严禁媒体刊播高枫们的言行举止,那么媒体给高枫们提供了表演舞台,公众向高枫们支付了巨额广告费(公众花钱买企业的产品,其中包括了企业支付给明星的广告费),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如果为了保护高枫们的隐私权,只准许媒体刊播那些旨在为他们的光辉形象锦上添花的言行举止,那同样也是把媒体当成了为他们摇旗呐喊的御用工具,把公众当成了为他们添砖加瓦的廉价原料。这两种情况都是极端不对等的,是对媒体和公众的一种伤害。

 

 

相关链接高枫之死

陈宝莲之死与媒体的趣味

  2002年7月31日,陈宝莲选择了在她的出生地上海,结束她不足三十年的生命。那是星期三傍晚五时半,生产后才坐完月子的陈宝莲,从上海市静安区南阳路一幢公寓的24楼跳了下去。

  陈宝莲死前在上海已经无人知晓,没想到死后却如此热闹,再次诠释了娱乐圈“死人红”的怪现象,当然,这少不了媒体的推波助澜。陈宝莲“香消玉殒”,很多媒体及群众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在看热闹。铺天盖地的纸媒和林林总总的网站,大炒起陈宝莲的“出身”来,说她一介艳星,论她一脱成名。更有甚者,还让自称看过所谓“脱片”的人士,在传媒上写出自己的“详细心得体会”,绘声绘色,“令人如临其境”。如此炒作的结果,是使人们忘却了死者亲属的泪水和可怜婴儿的啼哭,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原本暧昧的“脱史”之上,难怪一位小网友到处打听“哪里有这样的片子”,因为“报纸上说得清清楚楚,她死后就再也看不到这样的片子”了……(《炒作女星陈宝莲,无聊!》)更有某些刊物、出版商乘机登载、出版陈宝莲香艳照片、故事逸闻,大发死人财。如:陈宝莲18岁处女作剧照曝光、盗版片商借陈宝莲发横财,陈年三级片又现街头《壹周刊》刊登陈宝莲遗照……

中国青年报 艳星死出高潮来

  我不知道,人死后是不是真的有灵魂,如果有的话,我不知道地下的陈宝莲与梦露面对传媒如此的热情,到底会做何感想。媒体在对她们的炒作中,失去了应有的“良知”与“操守”,失去了对“舆论”社会影响的有效把握。由于媒体与部分人的这种倾力炒作,使得国人的真面目在她们死后变得非常可怕,他们不是在伤心一个人的死去,而是对一具美丽肉体的消亡抱有莫名的兴奋。 

 

北京青年报: 何必这样看明星

  因了媒体“领路”,一些人的窥私欲有了宣泄的出口,一个绯闻迭出的时代是该来临了。然而,汉堡包再色味俱佳它也只能是汉堡包,啃完之后,肠胃固然得到了满足,可我们的躯体却在向我们提出营养不良的抗议呢。再者,我总认为,一个绯闻迭出的时代不应称作文化发达的时代。一个充满浓郁文化气息的社会,应该用理性文化为公众营造健康向上、促其不断进步的广阔空间。

  明星之所以成名,自然有其高人一筹之处。如果我们的目光,能够穿越类似明星绯闻等低层次的樊篱,关注他们身上真正值得关注的闪光点,我们自身的文化素养,是不是会在潜移默化中得以提高?社会大众的文化欣赏品味普遍提升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层次是否也将水涨船高?而作为对社会文化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媒体、娱记们,如果都能始终肩负文化正流的推动重任,沉下一颗浮躁的心,用理性和智慧驾驭自己的思维,不断生产出高质量的文化产品,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否将如虎添翼?这些问题,值得社会公众、文化传媒三思而行。

明星之死与其他名人之死:媒体的热情与冷漠

  数学家苏步青病逝,有人会问:谁是苏步青?物理学家袁家骝辞世,也有人会问:袁家骝是谁?可是,影星张国荣驾鹤西去,如果还有人问:谁是张国荣?大家一定怀疑他是不是外星人。的确,可以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已很难找到一个一点儿也没听说过张国荣的人,这就叫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如果“行功论赏”,传媒无疑居功至伟。 
南方都市报:             

媒体为何冷淡苏步青之死?看娱乐价值观

  很早以前的事了,有读者在电话里很诚恳地问道:“你说,一个钱学森对人类的贡献大,还是一百个张艺谋对人类的贡献大?”我愣了一下,他其实并不想听我的答案,自己就揭开谜底,“我说是钱学森贡献大!可是你们整天在那里用几个版来吹捧张艺谋,为什么就不能宣传一下钱学森呢?”

  又有一次,不同的读者,相同的问题:“一个歌星死了你们做那么多版,苏步青教授死了却没人关心,你们媒体的责任感哪里去了?”

  沉默显然不能令对方满意,那媒体应该怎么回答呢?这是一个问题。

工人日报: 何必炒作张国荣

  张国荣之死果真那么重要,值得传媒如此大做文章吗?不错,张国荣是明星,明星总是有新闻。婚变、绯闻、事故、官司、捕风捉影的都敢报道,何况这次还是“猛料”:人死了,是自杀,更可以极尽渲染之能事。然而,明星动态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角,追捧明星的也绝非大多数人,老百姓娱乐之余,更多还是关心柴米油盐,以及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国家大事。尽管说名人之死“动静”比平头百姓要大些,怕也不像某些媒体煽乎的那般强烈。是炒作把它放大了,给人以错觉。至于这里面是否暗藏商机,不好说。

  媒体是社会公器,不是某些从业者的私物。报道什么、如何报道,总要想想多数人的需求。不可自娱自乐,也不可强加于人。这话或许拂了一些人的面子,但却是实话。

人民网网友:

媒体的责任是什么,该如何体现?

  媒体现在有许多的正经事需要你继续履行社会的和道义的责任,但是一些没有这种使命感和只是为了煽情和阅读量攀升而存在的一些媒体或是刊物,却是仅仅是在想能够尽量地靠近再靠近市场化,或是在这种由自己制造的矫情中获得物质的利益,而那些撰稿者为了功利目的自然也乐意提供和制造这种无聊而煽情的文章和消息,而阅读者则被这种意识和倾向所误导。 

   于是媒体在成为性感的发布者和成为煽情的庸俗化的集成者之后,对于那些娱乐新闻中的绯闻消息则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媒体本来是要通过舆论来为传播先进的文化而作出自己特有的努力,但是现在舆论倾向的性泛化和娱乐倾向的纵情倾向使得这一切都失去了“寓教于乐”的作用,而只是在用自己的煽情方式来对发行量和每天能够登多少广告而忙碌,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倾向下,媒体正在通过不断的组合在让那些思想的含量的东西在逐渐弱化,而让那些社会浮躁的情绪取代健康的思想深度。 

  媒体一无聊就要向庸俗屈服,媒体一无聊就会感到自己的政治操守要受到物欲和商品化社会的嘲笑,可是媒体的感觉就是有时是不能同社会的流行观念同流的,媒体的先进性和思想性就表现在有时的卓而不群和有自己的鉴赏能力上的。 

  媒体在成为一个新的势利场,媒体正在为世俗而不断地躬下自己的腰身,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如果弱化了,那么媒体的存在意义就要打折。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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