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圣清 通讯员 郭巍
1996年10月，在广东肇庆市委组织部工作的张琼翠被报纸上一篇名为《乡村女教师》的文章深深吸引了。信宜市茶山镇农村妇女程秀因所在工厂的爆炸事故，被严重烧伤。但是她没有因此消沉，而是毅然开办“秀秀幼儿园”，义务为乡亲们带孩子，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张琼翠深为感动，她把报道看了3遍，眼泪也流了3遍。
张琼翠想为她出一点力。能做什么呢？自己家中上有4个老人，下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夫妻俩皆为工薪阶层，每月精打细算，生活才能平平过。“我们夫妻俩都是在职国家干部，再怎么样也比程秀强。”想到此，张琼翠到了邮局，按报上的地址给程秀寄去了200元钱。
这点好事，她不想张扬，可不填汇款人姓名地址，邮局又拒绝汇款。她想了个折衷办法，把名省去一个字，改为张翠，地址也写得很简单。1997年的“三八”妇女节，张琼翠又寄去100元钱。
远在几百公里外的程秀收到了款，却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寄来的。几个月里，她每隔一段时间给肇庆的张大姐写一封信，但封封都因查无此人被退了回来。满肚子的感谢话不知对谁诉说。她也想了个办法，去信给在肇庆工作的同学，请他帮忙。终于，张琼翠的真实姓名和地址被查到了。
1997年4月1日，张琼翠收到了程秀寄来的第一封信。从此，两个未谋面的“姐妹”鸿雁传书，电话不断，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张琼翠在信中说：“你说要做几十套桌椅，让孩子们能够好好读书。按你们当地的价格，大概需要多少钱，我想办法帮你。”程秀回信说：“我的事见报后，市妇联和镇政府分别送来了课桌、椅子，请大姐你不用操心了。”
在当年“五一”节寄出的信中，程秀写道：“张大姐，每次接到您寄来的钱，我心里都非常难过。我不希望您为了我而节衣缩食，更不希望为了我而让你们家的老人和孩子受苦。以后请不要再寄钱了。”张琼翠却有自己的看法：“城里人少买件衣服，少出去吃餐饭，就是一两百块钱，而这对山区农村的人而言，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
1999年春节前夕，张琼翠的母亲不幸去世，为了母亲的治疗和丧葬，她度过了一个难捱的春节。过完年上班，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把过年前应寄给程秀的过年费补寄过去。
采访中，记者从张琼翠办公桌内翻出的一叠汇款单中，还发现了另一些“秘密”，其中一张是寄给江门好军嫂杨玉秀的。
1998年3月26日，张琼翠从报上看到，杨玉秀在身患重病、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全力支持丈夫安心服役。曾经同是军属的张琼翠对此深有感触，于是做出了又一个乐善好施的举动。
以后的日子，张琼翠关注媒体报道，不仅是了解形势，更重要的是选取“爱心工程”的对象。端州区睦岗镇棠美村莫文坚小朋友双亲早逝，无依无靠；怀集中洲镇马莲花姐弟痛失亲人、面临失学，张琼翠都一一“记录在案”。她说，每一次见到这些陷入困境的人们，都觉得有义务去帮一把，尽一尽绵薄之力。
每逢“思亲”时节到来，张琼翠的心总是要飞向远方，飞向她牵挂的散布在各处的援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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