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6月18日15:51


生命备忘录:两个家庭的非典遭遇

  SARS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事实已经证明,当4月20日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后,疫情逐步受到了遏制,失控的局面开始发生了转折。

  在这之前,不少人都是在不知情、没设防的状态下一个一个倒下的。其中包括一些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

  一位医务干部说,他经历的一个老同学从病到死的整个过程不堪回首。当他看了中央决定免去两个高官的电视,竟激动地流了泪:“可把他们撤了,要不还不知得死多少人!”另一位医生说:“政府纠错了,我们该上了!”

  作为新闻记者,面对SARS这场灾难,我们本该介入得更早,本该让更多的世人警醒,但是我们没有做到。尽管能够找到许多原因为自己的怯懦开脱,但在不该逝去的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虚伪、无力。

  这篇备忘录里记录的不仅是两个家庭的命运。

  从一线采访回来,总也抹不去那些悲伤和痛苦。我们想说:

  只有活着的人痛定思痛,那些死者的灵魂才能安息。

  只有记住所有死去的人,抗击SARS的胜利才有意义。

  本报记者贺延光讲述——姚宝全一家的非典遭遇

  在抗击SARS的日子里,人们已经熟知医务人员全力救治患者的情景,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当一个危重病人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死亡时,房间里的空气突然凝固了,精疲力尽的医生,久久地站在遗体旁,他们虽然与亡者素不相识,却为一个生命的逝去痛苦不堪———这是我们在北京地坛医院采访时亲历的场景。

  一个星期后,我终于找到了当天在场的医生郭利民,他是ICU病区的主任,在我拍的一张照片中,他处于画面中心,是一个背影。

  “您那天掉眼泪了吗?”我问,当时人们都戴着防护镜,我看不清他的眼睛。

  “怎么能不落泪。你还不知道,刘子军,就是那个麻醉师,跑到走廊,都忍不住哭出声来了!”

  刘子军告诉我们,有一次抢救一位妇女,和她一同住院的12岁的儿子跪在我面前哀求:“叔叔,你一定要救活我妈妈呀!”最终,人还是没救过来。从此,不知怎的,每当我做手术时,耳边总响起了那个男孩儿的哀求声。

  这段时间,北京地坛医院的医务人员没有不掉泪的。很多人都跟我们说过,病人太痛苦、太无助、太让人同情了!你们知道吗,他们一旦进了SARS病房,如活不过来,至死也见不到一位亲人啊!

  SARS,对中国是一场严峻考验。

  SARS,对一些不幸家庭,更是一场灭顶之灾。

  2003年5月14日,我在地坛医院外面,又一次见到上面讲的那个12岁的男孩,他胖乎乎的,站在警戒线里,此时身上没有了病号服,只是戴了个大口罩。

  我问:“怎么,出院啦?”他点了一下头。

  “谁接你?”我又问,同时心里紧了一下,我知道他妈妈已死了多日,医院没敢告诉他,只说你妈转院了。“你不认识我啦?那天在病房里,你趴在床上玩游戏机,我给你照相,你还说,可别把我当标本啊!”

  孩子笑了:“想起来了,是我爸爸来接我。”

  我过去和正在办手续的他爸爸聊了起来。

  他叫姚宝全,39岁,戴着大口罩,双眼黯然无神,穿的衣服像是多少天没洗了。他知道了我认识他儿子,赶忙把我拉到一边,悄声说:“你可别跟孩子透露他妈的事啊。”

  电视台的记者也过来了,并将镜头对准了他问:“这么长时间,孩子一个人在医院,你能放心吗?”老姚说:“国家下了这么大力量,我能不放心?再说,同病房的一位张大哥和一位马大哥对我这儿子可照顾了。以后他们出院了,我一定去见见两位大哥,要好好谢谢他们!”

  这时,旁边推着自行车的一位妇女突然问正在换衣服的孩子:“你是姚隶吧?”又说:“我是给你病房的张大爷送饭来了,我是他爱人。”老姚听见了,急忙走过去,手中的塑料袋也没放下就赶紧双手作揖,冲她一个劲儿地说感激话。

  老姚带着孩子走了。望着一个父亲手牵着儿子的背影,我鼻子里酸酸的,不知为什么又追上去,把老姚拉到旁边低声说:“姚师傅,你得坚强些啊,家里其他人还好吧?”

  姚宝全叹了口气:“我们家11口子,8个住了院。”“啊?!”我好像有了预感:“除了你爱人,其他人……”老姚说:“孩子他妈走了,我爸我妈也走了,地坛还住着我俩哥和一个嫂子,胸科医院还住着一个嫂子。这段时间,我光跑医院都跑不过来。”老姚眼睛红红的,没有眼泪。

  我呆呆地愣在那儿,说不出话。

  灾难本不该降临到这个普通家庭。

  4月5日凌晨,73岁的母亲上厕所摔了一跤,家人很快将老太太送到就近的人民医院,躺在急诊科通道的病床上输液,由姚宝全的两个哥哥、两个嫂子和自己媳妇轮流照顾着。顶在班上的老姚已听说了“非典”的事,赶紧告诉家人:“别在医院呆了,弄些药回家打都行。”

  12日,躺在家的母亲开始发烧,一家人又慌忙把老人送到人民医院。姚宝全赶到时,母亲和两个哥哥都戴上了口罩。二哥摆着手让宝全回去:“这儿已经有非典了,你什么都没戴!”母亲病成这样,我怎么能走呢?宝全赶紧叫媳妇出去买来口罩,一人戴两个,把二哥替换下来,又叫自己媳妇呆到外面去。

  此时的人民医院已是人满为患。急诊科的观察室早已住满了人,通道两边的病床上、椅子上一个挨一个,躺着的、坐着的,还有蹲着的,全是病人和家属。“不算来的,也不算走的,呆在走廊的至少有百十人,乱糟糟的,没法形容。”老姚回忆起来面有惧色,“谁体质弱,谁准能染上病。”

  母亲输了一天液,大夫让回家,说:“能走的尽量走吧。”

  这时,宝全媳妇匆匆过来,神色慌张地对丈夫说:“我听那边的大夫对一个人说,你家属得的就是这个病(非典)!她那孩子十七八岁,也发烧咳嗽,咱们赶紧走吧。”

  回到家的老太太高烧依然不退,连喝水都往外吐。想起都发怵的哥哥嫂子说:“别上‘人民’了,咱去‘平安’吧。”平安医院是个区级医院,离家也不远。

  14日,老母亲在“平安”输了液,还是不见好。大夫建议:“最好上大医院。”当天,住在爷爷奶奶家的老姚的儿子开始发烧,体温38摄氏度。

  15日,万般无奈的家人又将老人第三次送到人民医院。

  继续输液,又照了胸透。二哥急得找着了医生问是不是非典,医生说:“是。”大哥、二哥、大嫂、二嫂一听都哭了:“咱几个谁也跑不了了!”

  昼夜在单位顶班的姚宝全因此躲过了一劫。

  当日,70岁的老父亲也开始发烧,家人再不敢去“人民”了,将他送进北大医院留观室的隔离病房,这儿的人也是满满的。

  16日晚上,仍在单位上班的姚宝全接到大哥电话:“母亲正在人民医院抢救,这儿由我们盯着。你赶紧回来,直接去北大医院,你媳妇、儿子也要住院,人家怀疑他俩也是。”姚宝全一下懵了。愣了一回儿神,走时又想起找领导请假。他跟副厂长说,咱俩距离远点,我要是,别再给你们传上。领导说,快回家吧,你每天要跟我通一次电话。

  路很远,这个工人咬咬牙,花了50元钱打的,急火火地赶到北大医院,终于在感染三病房找到了媳妇和儿子。老姚一看,娘俩一人拿着一张胸片,媳妇的脸色都不对了,她已意识到什么了吧。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近的距离和媳妇见面。”事隔一个半月,姚宝全想起当时的情景,声音哽咽,低下了头。

  我们沉默着。过了一会儿,我问:“以后再也没见过你爱人?”

  “见过一次,但距离太远。”老姚说。

  从那天起,姚宝全天天要到北大医院,但病人已被隔离。老姚站在铁栅栏外,离病区有五六十米,翘首望去,望眼欲穿。有时站累了,就在马路牙子上坐一阵儿。

  老姚说,栅栏外,有个穿白大褂拿电喇叭的老大姐挺好的,他要找媳妇儿子,都是她帮着用喇叭喊。喊出护士,护士再进去叫人,有时叫不出人来,可能他俩正在治疗。那次看见儿子出来了,一手还举着输液瓶子,我就喊:你一定要多吃饭,多吃菜,需要什么,就赶紧说!儿子朝我说什么,我根本听不着,只瞧见他冲我招手。

  那天晚上,媳妇出来了,也举着个吊瓶。她让人传过话来,要我明天早上赶快到医院交钱,还在发烧,没钱就不能用药了。老姚跑到岳母家凑了7000元,又赶回医院门口等,坐在地上就睡着了。

  17日早8时,守着母亲的大哥给姚宝全来电话,说父亲和大嫂也在这家医院急诊室,快去看看吧。老姚这才知道这儿还有自己家的两个人,当找到他们时,俩人都输着液。“我已觉得我们这一家人都是非典,因为病情太相似了。”姚宝全腹中空空,哪有时间吃东西,两头来回跑无数次。

  下午4时多,大哥又来了电话,说妈去世了。“我接完电话,心里堵得什么都说不出来,还不敢哭,得瞒着父亲、嫂子,怕他们看出来。”姚宝全说,“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急忙走到外面,可往窗户里一看,老爷子那输液管又掉出来了,又赶紧冲回去。”过会儿,老姚又跑到媳妇儿子那儿,人没见着,但里边传来话,要点酸奶、饼干什么的,说孩子想吃。“那阵儿,急得我连哭的时间都没有!”

  17日晚上7时多,听大夫说要把这拨人转走,大哥也从人民医院赶过来了。姚宝全又买了一堆口罩刚走到门口,就看见120救护车到了。哥儿俩匆匆把这两天才买的手机号码写在纸上,给了父亲、大嫂各一份。车上下来的医生护士穿得比医院的人还严实,手套、鞋套,加上眼镜,全身一点没露。“一看我就害怕了。赶忙问开车的,人往哪儿拉?人家说是胸科医院,在温泉。我又问,那儿有公交车吗?人家说不清楚。”

  病人有30多个,一车坐4个人,大嫂和父亲不在一辆车上。本来父亲的身体相当好,想不到,这是姚宝全和大哥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

  救护车走了。大哥对宝全说,那边8点多来车拉走母亲往昌平火化,二哥二嫂跟着,你回去喘喘气吧。回到家的老姚也不敢闲着,墩地、消毒衣物碗筷,把所有的被褥都晾到阳台上。

  18日,二嫂、大哥开始发烧了,人到北大医院还是输液。姚宝全一听又怕了,说你们最好别在屋里,出来输。大哥也跟大夫讲:“你让我们上楼顶上输我都没意见。”但大夫说,输液只能在这儿。那天,一间屋里9张床,人满满的,已有护士穿上了隔离服。

  19日,二哥也发烧了。姚宝全把存折的钱取出全交了,手里只剩下1000多元。

  20日至24日,两个哥哥和二嫂及宝全媳妇、儿子分别转到地坛医院。老姚想法把手机转交给了孩子,这是和亲人们沟通的惟一方式。

  26日凌晨4时,地坛医院给老姚来了电话:“你爱人相当不好,有可能就这一两天……”老姚一听,喘不过气来:“求您,用最好的药,把他们救过来……我把房子,卖了都行!”医生说:“这儿什么药都有,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不过,您还是要有思想准备。”

  当日上午11时多,大哥又给宝全来了电话:“你快去‘胸科’,那儿给老爷子下了病危通知,人已不说话了,药也不吃,针也不让打。”同住“胸科”的大嫂后来告诉宝全,父亲心情特别低落,总觉得是老伴连累了一家人,自己不想回来了。姚宝全回忆起老爷子临上救护车时仅说的一句话:“都怨你妈上医院,把你媳妇和孩子染上了。”唉,怎么这么想呢,人病了不上医院上哪儿?!老爷子实在是压力太大了。

  此时的姚宝全有点急疯了,他买了20个口罩和日常生活用品,要去陪父亲,自己也准备不回来了,还赶紧给大姨子打电话,把孩子托付给她。之后,便打的往胸科医院赶。

  半路上,刚买的手机就响了,还是大哥来的:“你别去了,父亲已经走了!”

  当日,地坛医院也给重症的媳妇下了病危通知。

  27日,姚宝全跟儿子接通了电话,本和妈妈同住一屋的儿子已被医院分到了另一间病房。老姚对12岁的孩子说:“你要去求求医生叔叔阿姨救救你妈妈。你还要和妈妈多说话,一定要她挺过来!你吸完氧就去看她,但别让她讲话,她气管已经切开了。”

  晚上10时多,儿子又对老姚说:“我刚给妈妈喂完水回来,半缸子,她喝了一个多钟头。我累了,想去睡觉。”此时,孩子的体温38.9摄氏度。

  28日早不到7时,儿子给姚宝全又来了电话:“爸爸,我妈那屋怎么没人啦?”老姚一听,泪如雨下,但他强忍着,对孩子说:“你妈转到无菌病房去了……你还烧吗?你就呆在房子里吸氧,哪儿也别去……”

  后来,老姚才知道,儿子从那天起,一接受完治疗,就常在病区四处跑,他是想找到那间无菌病房……

  姚的父母都是退休工人,媳妇曾开过两年出租,后赋闲在家,大哥二哥在基层工作,大嫂提前退了,二嫂下岗了。姚家是最普通的家庭,现在,这个家庭破碎了。

  在噩梦般的4月,姚宝全也得到过难以忘怀的温情,它来自工作单位、福绥境街道办事处及孩子的学校,他也在抢救家人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国家的力量。但老姚也有弄不明白的事:我妈去医院时,广东的非典已经闹开了,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卫生部门)还能不清楚?!老姚说,中央免掉卫生部长、北京市长的消息,我不知道,当时跑医院,都急晕了。这事儿是后来岳父岳母告诉我的,说他们有错,要负直接责任!

  本报记者王尧讲述——一个卫生局干部的非典遭遇

  这是一个在2003年春天不复存在的家庭。

  父,高悟,51岁,北京市卫生局下属某单位一把手,处级干部。4月30日因SARS去世;

  母,张洁,49岁,北京某出版社,编辑。4月20日去世,此前已确诊患SARS;

  子,高佳亮,17岁,北京某附中高二学生。4月18日因SARS住进地坛医院,5月24日出院。

  17岁的高佳亮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讲述了自己家庭在非典时期的遭遇。

  高悟的大学同学们一直为这父子俩住院奔波,他们中的一员张万里就这些回忆做了补充。高悟是北京某医学院校1978年入校的学生,当年的同学现在大多是北京医疗界的中层骨干。

  高佳亮:4月上旬,我和妈妈开始发烧。那段时间,母亲因为身体不好,去过几次人民医院。平时,我和母亲住在一起。父母分开有一段时间了,我在他们两人之间走动。我和妈妈发烧后,家里请的小保姆也开始发烧。

  爸爸懂医,担心我们是SARS。没想到,我们家的悲惨经历开始了。

  4月14日,周一

  张万里:这天高悟上午上班,下午出差去郊县。51岁的他,是个踌躇满志的人,负责单位里的一个药厂的新项目。

  晚上他知道儿子发烧后,马上赶到,叫了120,拉上母子俩就近去了人民医院。当时,谁知道人民医院成了那个样子?

  孩子妈妈拍胸片后,肺里有事;儿子高佳亮发高烧,但是片子显示肺里没有问题。

  高佳亮:当时我们在急诊科,发烧病人特别多。妈妈留在观察室输液,她的体温降了,一直在睡觉。我印象里,这个观察室有几十个病人,还有陪护的家属。

  医生给我开了点药,让回家休息。我们主动留在了观察室。

  4月15日,周二

  高佳亮:第二天早上,我和爸爸坐出租车回家,我发烧,实在走不动了。烧得都不想接同学的电话。因为接电话,要坐起来。

  张万里:高悟打电话给单位,说他有些不舒服,发烧。一天都在家里。

  高佳亮:离开医院前,我让妈妈一起回。妈妈说,她胸闷,不能回去。安顿好妈妈后,我们才走。

  没想到这是和妈妈的最后一面,就这么残酷。

  4月16日,周三

  张万里:高佳亮妈妈确定是得了SARS,疾控中心去家里消毒。我们认为,他们父子在家里不是办法,去医院能得到治疗,是最好的办法。

  高佳亮:又打电话叫来120,把我们送到了人民医院。

  没有见到妈妈,医生说她去住院部了。具体在哪?他们没有告诉我。从我妈进住院部,一直到她去世,她的任何情况,我都不知道。

  我的胸片有问题了,但是还是打点滴,继续留观。医院的环境实在不好,床已经满了,我们发着高烧,只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身高一米八多的爸爸,也只能蜷缩在一个小板凳上,打点滴。

  我受不了,只能回家,从小区到家门口平时3分钟的路,我走了20分钟。家里床上湿漉漉的,都是我去医院前出的汗,我只能再躺上去。

  张万里:让一个高烧病人,坐在一个楼道里的小板凳上,打点滴,体力消耗该有多大。我们打手机问他,今天你在医院吃饭了吗?他说:“哪有吃的呀?谁管我们呀?”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让他赶紧住院。如果人民医院再接收不了,就往我们市卫生局下边的医院转。

  4月17日,周四

  高佳亮:早晨,我爸也回来了,倒头昏睡。

  张万里:我们打手机给高悟,他说:“我已经耗得筋疲力尽了,熬不下去了,只好回家了。”“医院怎么能让你回来?”“没人管,随便进,随便出。我总不能在小板凳上等死吧。”

  高悟是一个学医的人,知道SARS的传染性,可是为了求生又得不到治疗,只能这样进医院,再出来。

  下午,我们一个同学去给他们送药。

  送药的同学:我们懂医,见了他,保持了一定距离。他在前边走着,我在后边跟着。我的心里很疼:“他太无助了。那个时候,得了SARS的人太无助了!”

  高佳亮:那时候,我以为得了 S ARS,只能躺着等死。姑姑说,你们发烧第五天了,都烧成这样了,床位怎么还没有落实?北京的医院怎么了?

  张万里:我们动用所有的关系,要给高悟父子找到一个住院的床位。卫生系统里能管事的人都找了,甚至市卫生局的一把手都找到了。上边答复了:“高悟是咱们卫生局的人,大家都在着急呀,让他再坚持坚持。如果有一个床位,就是高悟的。”

  很多渠道反馈的消息,这个时候,北京市真的没有给 S ARS病人的空床位。

  高烧中,他们又耗了一晚。

  4月18日,周五

  张万里:在早上的电话里,高悟说,他浑身没劲儿,连一个咸菜瓶的盖都打不开了。下午的电话里,高悟在咳嗽。听见他的儿子在电话里叫喊,我要烧死了,爸爸送我去医院。我们问他,要不再去人民医院?他说,我们对那里已经恐惧了,死也不去那儿啦。

  他们爷俩绝望了。高悟说,我们觉得不行了,我们在等死了。

  张万里:我们的心都碎了。忘了自己的身份,四处哭着打电话求人:“救救他吧,救救咱们卫生局的中层干部吧。”

  电话一直打到半夜。回来了一些答复:“你们做做工作,让他们去人民医院吧。争取让他们收下来。”“我们的病人都在院子里输液呢。”“我们都无能为力了。”

  忽然来了消息,有了一张地坛医院的床位。可是父子俩呀?高悟说:“让儿子先进去吧!”

  高佳亮:我爸把活的机会给了我。

  张万里:来接儿子的救护车看到父亲病成这样,把父亲又就近送进人民医院。可是在医院门口,医院收不了,又是一番周折,托人,打电话。一个SARS病人,三进三出,就这样反复加重感染。

  张万里:这一晚,高悟很惨。我们在手机里随时指导他,眼泪一直止不住。他站都站不住,自己扶着墙,排队去查血。胸片也出来了。

  他在手机里说:“我这是SARS,无疑了。”“大夫怎么说?”“愿治疗就输液,不愿治疗就回家吧。”“你千万别回家。”“浑身冷,没有地方坐。”

  高悟姐姐:我们给这家医院打了无数个电话,我们说,请你们帮忙给这个病人找个避风的地方,帮他找个凳子。医院的答复是———人太多了,没办法。

  张万里:电话里,他说,又找到了一个小凳子,坐下来了,可以输液了。

  我们安慰他:“北京市再有一张床,就是你的。”

  4月19日,周六

  高悟姐姐:家人一夜没睡。早上的电话里,他说,昨晚上厕所,摔了跟头,脑袋上摔了个包,半天爬不起来。不知道他去世的时候,这包长好了没有?

  张万里:电话里,他说,有躺的地方了。有个人出去了,我可以在他的床上躺一会儿了。听到这些,我们同学又开始求,开始找床位。

  终于来消息了,地坛医院临时腾出了一张床:“赶紧把高悟送进来!”“来接我的救护车,怎么还不来呀?”高悟在等待中着急地打了很多电话。他要和儿子在一起。

  这晚11时多,高悟在发烧第六天后,住进了地坛医院。

  我们这些同学彻夜未眠。我们还算卫生系统有点地位的人,为一张床怎么这么无能?我们明白局面失控了;我们担忧,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得了 SARS会怎样?

  我们的一个在高校任职的同学下了决心,一定要走后门买几套隔离服。他说:“咱们经历过这些事的人知道,一个得了 SARS的病人是多么无助。万一我的学生得了,我要穿着隔离服,跟他们进去,直到他们住进了病房。要不,他们没吃没喝没人管呀。”

  4月20日,周日

  张万里:早上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不行了。他说,你讲的大道理,我都懂。

  高悟姐姐:下午,高佳亮的爸爸在病床上,接到了人民医院的电话,高佳亮的妈妈去世了。孩子妈妈住院时,医院留的是他爸的手机号。

  我觉得,他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

  高佳亮:爸爸什么时候住进了我的病房,我都不知道,我在昏睡中。后来,爸爸在电话里安排妈妈的后事。我才知道,妈妈死了。

  妈妈死了?我不相信。爸爸告诉我,妈妈是心脏病猝死。这怎么可能,妈妈没有心脏病呀。她不是已经确诊 SARS了吗?

  当时,我想我只有和爸爸相依为命了。

  张万里:知道孩子妈妈去世的消息后,我们打电话安慰高悟,但是不能说破,总是绕着说,告诉他不要七想八想,好好养病。

  谁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4月20日之前,我们很多医疗界的人都是痛苦的“两面人”。

  这边,明明知道高悟有病住不进院,那边还要传达“北京得到控制”的文件。那种要求歌舞升平的形式主义,真是害死人。

  4月21日,周一

  张万里:高悟的手机关了。医院说,他用了无创呼吸机,情绪一直很不好。我们又给他送进一个手机。听说他打出一个电话,安排自己住院前开的那辆车。

  我们再也没有打通他的电话。

  4月27日

  高佳亮:本来我和父亲在一个病房,直到这天,护士帮我换了个病房。

  护士说,爸爸要进行插管手术。

  4月29日

  高佳亮:我扶着医院的栏杆,晃晃悠悠,去爸爸的病房。我站在门口,没有力气走进去。我远远看着爸爸。

  后来几次,护士不让我过去,说爸爸转到其他医院了。我怀疑,最近我们病区没有救护车进来呀?我让自己尽量往好的方向想。

  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爸爸。

  4月30日

  记者:我们的摄影记者贺延光目睹了高悟最后的抢救场面,拍下了那张“医生站在死者病床前久久不愿离去”的照片。

  高悟,走了。

  当护士把高佳亮爸爸的遗体推过高佳亮的病房时,这个17岁的孩子并不知道爸爸去世的消息,突然,他在病床上跃身坐起。一个护士马上用身体挡住了这个孩子的目光。

  高佳亮:我想知道那个被裹在白布里的人,是谁?

  5月23日

  高佳亮:这是我出院的前一天,心理医生告诉我,爸爸去世了。其实,我已经有预感了。

  我17岁了,要学会坚强,我的眼泪没有掉下来。

  其实那些天来,我一直渴望找到爸爸,我快康复了,我要献血浆救他的命。

  在病房里,我一直在锻炼身体,本来我打算养好身体,伺候爸爸……

  6月9日

  高佳亮的家里。两个姑姑陪着他。

  高佳亮:我现在想的最多的,是以后自己的路怎么走。爸爸妈妈生前对我期望很大。

  记者:有什么担心的吗?

  高佳亮:走向社会后,人们的歧视,另眼看待,或者过分的同情。我只想做个平常的学生。钱,我考虑过了,要节俭。

  记者:这个一米九高的17岁男孩把头深深埋下去,抬头时是通红的眼睛。他站起来说:“我去冲把脸。”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部分当事人为化名) 

(责任编辑:周贺)
同舟共济 战胜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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