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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周末报》:
春运40天,谁在让“头等”票贩子净赚300万
文/本报记者 苏允杰
  2005年01月15日08:15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专题:关注2005年春运:买票何时不再难?

  临近春节,又到了每年一度的回家愁票阶段,由于加大了工资的清欠力度,一些已经拿到了工钱的农民工,为了避开车票紧张、涨价,率先踏上了回家的行程,春运仿佛提前“热”了起来。但是,还有90%的人原地未动,许多读者纷纷打来电话,对正规售票窗口买不到票,票贩子那里却应有尽有的状况感到非常困惑。今年票贩子还会多不多?就此,记者到火车站、铁路公安部门、对目前的春运情况进行了调查采访。

  目击现场:票贩子依然忙碌

  2005年1月9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西客站,刚下了一场雪,天气出奇地寒冷,但是,寒冷的天气阻挡不了返乡的旅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候车室挤得满满当当,售票口又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广场上,记者看到新增添的一辆白色流动报警面包车从东到西走走停停,几辆单人驾驶的新式电瓶小警车来回穿梭其间;每个进出口,也多了些手持对讲机的警察,让人不由联想起某些警匪影视里的场景。的确,前几天还大声叫卖的票贩子在这里不见了身影,忽然间记者亲身感觉到肃静了很多。

  票贩子真的被清理干净了吗?记者从火车站出来往东走,离广场不远,就有N个“要票吗,要票吗”的声音开始不绝于耳,在与火车站紧邻的公共汽车站的出入口,还有汽车站北侧的马路边,“勤奋敬业”的票贩子随处可见。在熙熙攘攘的旅客中,有位中年妇女发现从身边经过的记者稍有犹豫,便特别热情地紧盯不放,尾随记者其后几十米。“你去哪儿,我可以给你便宜。”“包头的有没有?”“有啊!”加多少钱 ?”“80元。”“太贵了。”“我这里有发票,你可以报销啊。”

  在和记者交谈价格的过程中,不知道从哪儿又冒出一个老太太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扎羊角辫的女孩跑进中年妇女怀抱里,老太太却接过话茬,问要几号的,哪个车次的,俨然像位行家里手,并且让记者跟着她往远处走,显然她们是一伙的,记者边走边问,“车站买不上,你们这里为什么有票?”“我们也是打工的,真正弄到票的是我们老板。”

  在一个偏僻的招待所门前,他们停了下来。“我去找我们的老板,你在这里等一下。” 记者站在那里抽烟,这时里面出来一个身材魁梧穿着军大衣的青年汉子,上下审视了记者一番,操着东北口音问“是你要票吗?把钱交过来。”“我过来先看一下,你的车票不会假吗?”“交了钱才让看票,看什么看!” 青年汉子马上失望地走开,嘴里还说着脏话。

  在随后与几个票贩子交谈中,他们都是谨小慎微,倒不是害怕记者,而是担心记者是便衣。因此,在西客站活跃的这些票贩子人选里,记者发现主要是年轻小伙子、带孩子的妇女,甚至还有孕妇、残疾人,基本上都是一帮一伙,很少有单枪匹马“工作”的。

  不一会儿,又有位操着河南口音的中年男人再一次跟上了挎包的记者。“10张去内蒙古包头的卧铺票,能买上吗?大家伙让我过来先看看,过几天怕买不上,还怕买上假票。”“能啊,不过,10张票你得提前三天订,当天的买不上,一下子拿不了那么多。你放心,北方没有假票,买不上假的,不像南方有假票,这都是有关系的从火车站里批出来的真票。”记者掏出一盒“一支笔”香烟,递一根给他,问:“老兄,家是哪里的?”他看看牌子,高兴地点燃说:“河南南阳。”“为什么来这里干这个?”“赚钱啊,在我们那儿挣不上钱。”“在火车站售票口买不上票,你们怎么能搞到票?”“售票员还能打不出来票?基本上都是内部关系把票买走了。像这几天,去四川成都的1363,车站里提前20天的座号票就买不上了,我们这里就有。”为了揽住生意,他让一个年轻同伙给记者写了张有电话和姓的纸条:13521xxxxx,石。

  记者再次来到火车站售票口,找见了几位去往四川成都方向的民工,果然发现售票口的确只卖站票。几个民工由于买不上座号票而焦急万分,他们的南方话快而难懂,但是记者基本上都能听明白,大意是因为他们在工地附近的车票零售点没有买上票,就打了辆出租车到西客站来,到这里结果是提前3天去成都的票也买不上,如果买20张站票,都是一起的,在一个车厢站也站不下,可是,刚才在入口处有个女票贩子,自称她那里就有,并且当场用手机打了电话,20张没有问题,可是他们又害怕是假票,现在钱还有防伪标志,但是车票又没有,20张好几千块钱,真的假了,去哪里找她?他们真搞不明白,既然有票,车站里为什么只卖给票贩子,而不卖给他们。

  返乡乘客:多亏有了票贩子

  走进第5候车室,这里正有发往“南阳、广州、重庆”的列车,记者采访到了几位返乡回重庆的民工,“你们的火车票有座号吗?是怎么买到的?”“都有座号,是我们工地上老板从票贩子手里买到的,每个人多加收了20元钱。”“你们为什么不来车站买不加钱的票?”“来了,买不上。”“你们那里有多少民工?”“我们老板有3个工地,大概有200多人吧。”随后,记者又采访了从广州来北京出差的某药品公司的李先生,他是5日到的北京,同事让他提前买车票,他认为春运还没有到,会买不上票吗,谁知结果就是如此。他在北京又没有铁路部门的关系和朋友,只好多花了80元钱从票贩子那里买了一张,多亏有了票贩子,他庆幸道。

  “有了票贩子,回家就放心。” 老家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宋女士快人快语,她在候车室告诉记者:“买票最好去找票贩子,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车次每天只有一趟,每到春节前夕,都为卧铺票发愁。网上订票试探了一次,准时拿到了票,谁料去年离春节还有10天,网上订票点都停止了业务,上不去,于是赶紧找同学帮忙,已经有新疆同学答应为解决车票,谁知真到了回京的时候,那位信誓旦旦负责车票问题的同学,却只拿来了一张卧铺车票,同学也很难为情,解释说他也没想到今年车票会这么困难,情急之下,我不得不开始和票贩子打上交道。和票贩子一聊才知道,其实事情很好解决,只要每张票多花100元,就能不慌不忙地拿到卧铺票,想要几张就有几张,只要沉得住气,离开车时间越近,票越便宜,票贩子也怕车票砸到手上啊!有了票贩子在旁边压阵,最后的时刻,只要一家人能聚到一起就行了,因此那次回家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后别管什么春节假日,只要有票贩子,就不愁回不了家。虽然票贩子票贵了些,但算算找朋友订票的麻烦:同学一个星期没睡好觉,最后为了搞到票还请了两天假,父母在最后时刻差点在火车站急出心脏病来,我和老公上车后又折腾了几个小时,所有这些隐性损失加起来远远大于票贩子的支出。所以,如果回家不选择飞机,又不想欠人情的话,坐火车,找票贩子就成。”

  票贩子内幕:收入高办法多

  采访期间,记者约了位自称知道票贩子内幕的朋友。大概是职业的关系,这位开旅行社多年叫阿雪的蒙古族女孩子,没少与票贩子打交道,其中一个最铁的哥们,还因为倒票去年刚进了一次监狱,本来阿雪打算带他一起见记者,由于提起倒票特别敏感,因此他不愿意直接见记者。听说记者在车站采访票贩子,阿雪笑着说:“在车站你根本采不到真正票贩子的,所谓的大票贩子都在幕后,你很难见到其真面目,车站广场见到的已经是四等、五等的票贩子了。”

  记者仍然不明白票贩子是怎样具体操作的,她笑笑说:“没有秘密的,只是花钱买票,只是买得早一点,要交一定的手续费 。一般散客买票是提前三天 ,票贩子可以提前十天买到手 。”当记者问到旅行社是不是参与了倒票,她说这是行规,不能对外讲的。但是她在后来的谈话中流露,订票户、售票代理点、旅行社或者有代订车票业务的中介机构,也是票贩子最大的票源,仅这部分车票就占总售票的20%。铁路局允许代售,有一些中介机构就把自己权限内的票务参与倒票经营,有的倒成了高级票贩子。春运紧张时期,一些大票贩子还走雇人排队购票的路子,另外,现在还有异地购票,票贩子到广州、上海、成都买来北京始发的车票,然后坐飞机来北京找没有车票的票贩子销售。在高额利益的驱动下,他们费点脑子是什么办法都会想到的。

  接着她向记者介绍,目前的票贩子大致分为四五个等级,从铁路直接拿票的应该是高级票贩子,在北京市这样级别的也就是十多个,一般都直接与车站有相当硬相当铁的关系,这里面有不可告人权钱黑交易,这个过程大家在心里都很清楚。但是,你们记者就是很难采访到,如果能采访到就可以改行做公安了。二等的票贩子是和高级票贩子有亲戚朋友关系的人,他们拿到车票然后再分批给下一级的票贩子,以此类推,像传销一样运作,越是上面的票贩子挣得越多,还不用奔波劳累。在每年正月的时候,一张票就加收200元,几万张就能赚二三百万元。

  据他们说,去年春运高潮时,全国就铁路每天发送旅客的总量约为350万-400万人,每天“跑”到票贩子手里的火车票不少于100万张;如果按照一张火车票加价100元到200元不等计算,每天票贩子们就从倒卖火车票中获利不下1个亿,按照每年40天计算,就是三四十亿元流进了票贩子的腰包,北京站在春运期间是日均发送旅客10万-15万人,一个票贩子获利在300万元,次一些的200万元,再次一些的获利在80万元,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啊!多数的票控制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这些人赚得多又不需要抛头露面,铁路公安部门抓到的多是些小喽罗,高层次的票贩子,他们根本就抓不到的,有着如此丰厚的利润,警方如何严打重罚都难根除顽疾,更何况对大量的、一般的票贩子们仅仅只能作治安处罚。

  是谁“鼓”了春运票贩子的腰包

  据记者了解,在商业行业中,火车站周围的票贩子们经营的这个工作,不亏是当今生命力最顽强的职业,虽然有现代化的警察队伍,但是他们能抓贩毒、凶杀、嫖猖,却未能彻底清理掉票贩子,有两个不争的事实就让他们束手无策,那便是政府的某些部门某些人给予了充足的财政支持,还有众多归心似箭返乡人们广阔的市场需求,把春运票贩子的腰包填得鼓鼓的。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接触到许多行业的人士,北京孟宪生律师认为,倒卖车票的行为实际上是违反市场管理秩序的行为,严重者构成犯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 第二款规定:“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尽管如此,盗卖车票的行为为什么屡禁不止?这是因为有其特殊性。倒票行为的市场空间很大,很多旅客为了尽快成行,愿意购买票贩子的高价票,并不认为自己被侵害,也就不报案,公安机关打击很难奏效。另外。倒票行为机动性强,而且每一笔交易金额相对较小。很难有证据能够对倒票者定罪。火车票购票者实名制也许是解决倒票问题的根本办法。飞机票是实名制,所以,没有倒票者。

  一位经济学专家认为,票贩子们生存的最关键条件,是由于车票的需求大于供给,因此进而非常容易地产生了差价,所以票贩子们就有了生存的土壤。每年春运,各地都措施鲜明地去堵截票贩子的生财之道,但是更多的是只伤其筋骨,并未触击到心脏要害。关键的问题是贩票子手上的票到底都是从哪里来的?有几个票贩子是自己排队买票再转手倒卖的?相当一部分的票还是通过不正当渠道从票务部门倒腾出来的,其实,票贩子只不过是他们的中转代理罢了,真正的票贩子应该是票务部门的幕后人,警方打击的多是铤而走险只拿一些微利的游兵散勇,而他们身后的大老板,此时正在家里欣赏着警方打击票贩子的新闻,数着花花绿绿的票子偷着乐呢。

  铁路部门:特别谨小慎微

  接到采访任务,记者首先电话联系铁路公安部门,但是当提到“票贩子”这个话题时,明显感觉对方非常敏感,结果遭遇以“春运还没有开始”而拒绝前去采访,虽然让记者留下了电话和手机号码,答应两三天和记者联系,可以两个星期过去,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后来,记者独自来到北京站,这里与西客站相比,乘客不是很多,在售票室“036”服务牌子下,站着一位警察同志,记者主动向前套近乎,“现在不算紧张吧?”“不紧张,还不到时候。”“现在票贩子不多吧?”“还不多,紧张的时候,就开始调集北京周边派出所的警力打击。”“春运期间好买票吗?”“不好买,现在60多个售票口,每个口卖五六万元,到春运紧张的时候也是这个数,没有票可卖。”“那票都跑那里去了?”这时,警察同志开始认真打量问话人,“你是记者吧?没有上级指示,我们不接受采访的。”在车站四楼,记者找到了警察同志说的宣传科,有位中年男工作人员看了递上去的报纸,还要记者的证件,检查过后让等一下,这时出现一位年纪稍大些的负责人,婉言表示不允许采访,介绍记者先到北京铁路分局联系,说是那里同意采访了,这里才会同意。记者匆匆赶到分局对外宣传报道组,他们并没有安排下车站采访的意思,而是给了10页打印好的“新闻通稿”,记者翻了起来,发现全是些“报喜不报忧”的文件,有些于心不甘地问:“今年春运铁路公安部门有没有与往年不同的应急措施?”“都在新闻稿子里。”“能不能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怎么买票?”“这个我们不能说,现在说了,他们买不上票都找我们这里来了。”

  记者从新闻通稿里获悉:北京铁路分局成立了“打击倒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北京铁路公安处成立了打击“票贩子”小分队,并将在北京站、北京西客站召开打击“票贩子”公审大会,对打击票贩子有功人员进行重奖。

  来源:《家庭周末报》

(责任编辑:高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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