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社会>>世象百态 2003年06月11日13:45


非典康复者相信:明天升起的太阳会更美

本报记者 徐一龙 宋喜燕 王海涛

好奇、责备、关怀……在街坊的种种目光下,小许掩面而泣。本报记者  胡雪柏 摄
  当非典不期而至时,逐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保证了非典患者―――打工妹小许、某单位职工马先生、北方交大学生肖飞―――的顺利治疗和康复。

    在他们治愈出院回归社会时,尽管遇到种种责备和好奇,但更多的是友爱和关怀。他们相信:明天,从东方升起的太阳会更美。

    “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我知道他们很害怕,我也不希望影响他们。”在这位打工妹小许的心中,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去努力忘掉这一切。

    小许说:“北京是我的希望之地,非典过去后,我还会回去。”

    6月8日,23岁的小许回到了山西省平陆县的老家。白天,她将自己封闭在屋里,晚上才出来透透新鲜空气。对于这种单调生活,她并不抱怨―――“我不但刚从北京回来,而且还得过非典。”

    两年前,“在家里几乎赚不到什么钱”的情况下,小许来到北京的一家理发店做小工。虽然每月只有五六百元钱,但北京一直是她的希望之地―――学习理发技术,攒点钱,然后回老家开家理发店。

    4月17日晚上,她突然开始发烧。在大栅栏医院观察两天后,她被转往一家医院,在那里她被确诊为非典,随后被送到小汤山医院。

    在度过最初的极度恐慌后,小许在医院里逐渐平静下来:在身体上,她只表现为发烧等较轻症状;在经济上,因为她属于外来低收入者,在那家医院和小汤山医院的治疗都全部免费。

    小许患上非典的事,打破了小街正常的生活秩序。理发店因此歇业两个月,理发店左邻右舍都被要求暂时不要上班。

    6月6日下午,她重新返回前门粮食店街的理发店希望要回自己200多元的工资。“200元钱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否则我根本没有勇气去要。”

    老板娘的说法很明确,没钱!隔离结束后,小发廊就一直歇业,6月初才重新开业,现在每天也只有寥寥几个客人。

    “你说,我说过你吗?”老板娘冲着倚在门边的小许说。

    “我也不想(得非典),我在医院里想得最多的就是千万别传染给你们。”小许噙着泪说。正说着,几个街坊突然瞅见了小许。

    “哟!她不就是得非典的姑娘吗?”一位大妈远远地指着小许大声嚷嚷道,人们立即围了过去。“她怎么还回来啊!”小许的再度出现,街坊们有些不满。

    小许的脸色顿时惨白,她一句话也不敢说,踉踉跄跄地跑出小店躲在一辆红色面包车后面。在那里,她暂时看不到越聚越多的邻居们。

    “我不要钱了!不要钱了!”在车后,泪流满面的小许这样哭喊着。

    在邻居们的要求下,老板娘借了200元钱递给小许。

    在平陆老家的日子平淡又安静,小许开始怀念北京。“等非典过去后,我会回去的!”昨日,小许在电话里说,“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我知道他们很害怕,我也不希望影响他们。”虽然那一刻非常委屈,但在这位山西女孩的心中,惟一能做的就是去努力忘掉这一切。

    对小许来说,北京仍然是希望之地。

    居委会已经事先做了工作,马先生出院回家时,邻居并没有什么特殊反应。

    还在住院时,马先生给病逝的妻子写过一封信,他说:明天,从东方升起的太阳会更美。

    “病情好转后,我想赶快出院,又怕出院,因为我几乎没勇气去面对现实。”46岁的某单位职工马先生昨日这样对记者说。

    马先生不敢面对的是空荡荡的家。

    4月11日,马先生的妻子开始发烧,之后被确诊为非典。4月下旬,马先生和儿子也相继入院。在辗转几家医院后,马先生的妻子不幸去世。

    5月13日,马先生出院回到顺义区建新北区的家,21岁的儿子还在住院。回去之前,小区居委会已经挨家挨户做了工作,居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但马先生始终觉得很别扭,“得过非典,我很自卑。”

    马先生刚回家的时候,面对的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和近一个月没有人居住的房间,他想收拾一下房间等儿子出院回来。但当他清理垃圾的时候,小区的居民不乐意了,都去找居委会。

    “我一下觉得很伤心。”在那次“垃圾事件”后,马先生基本在家闭门不出。

    5月下旬,儿子出院了。每到傍晚,父子俩总要出去遛弯,遛弯就难免遇到熟人。

    有人常在背后指指点点,还有熟人一看见马先生,就远远地拐弯避开了。这些,都让马先生觉得心里堵得慌。

    他不敢到以前常去的地方买东西,他很想吃豆腐,却不敢去买。“我怕彼此都尴尬”。“头发长了,有两个多月没理了,我也不敢出去。”

    “我们又不是非典病毒的制造者。既然医院允许我们出院,就说明我们已不会影响他人了。”马先生说,“我最需要的是理解,是精神上的支持。”

    出院后的日子,也有很多让马先生感动的事。刚出院的时候,二楼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敲开他的房门,送来一袋水果。老太太看着他说:“我不跟你说什么了,看着你我心里就难过……”老太太指的是马先生妻子的去世。马先生说:“我当时看着老太太,感动得都说不出话。”

    让马先生最感欣慰的是,正在读大二的儿子出院后,毫无障碍地融合到生活之中,“同学们每天和他一起踢球,玩得特高兴,那些孩子的家长也从来不说什么。”

    马先生说,刚出院那些天心情确实不好,但生活还要继续下去,他还要好好上班,儿子还要好好读书。

    还在住院的时候,马先生给病逝的妻子写过一封信,大意是说,他跟孩子会好好过下去,信的结尾,他说:明天,从东方升起的太阳会更美。

    两万元的医疗费用已由学校完全承担。北方交大学生肖飞仍向父母隐瞒得过非典的事,他说,患病的压力自己完全可以承受。

    惟一让肖飞牵挂的是天津那位接受他血清的非典患者,"护士姐姐出院时,我会让在天津的同学替我送上一束鲜花……"

    昨天,北方交通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开始返校了。该校非典康复者肖飞也因此忙了起来:学校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在学校思源西楼值班,检测每一位出入学生的体温。

    肖飞是北方交大人文学院二年级的学生。5月22日康复出院,隔离近半个月后,在6月5日回到了他的宿舍。

    昨天下午,肖飞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宿舍里依然只有他一个人。学校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同学们都还没有返校。

    新的学习生活还没有开始,受到学校“非常礼遇”的肖飞现在想着两件事:对父母继续隐瞒自己的情况;牵挂着天津武警医院一位感染非典的护士。

    “远在湖北的父母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得过非典……”肖飞回忆说,他是在4月20日被送到309医院的。后来他才知道,媒体在当天公开了北京的疫情,远在湖北的家人,也因此知道了北京“很危险”。

    当父母打电话到北方交大了解肖飞的情况时,肖飞已经住进了医院,校方及时将其家人的担心转告肖飞。肖飞向家人撒了谎,打电话告诉家人自己一切正常。

    “到现在我也没有打算把这一切告诉家人。”肖飞说,向父母撒谎,是因为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患病的压力自己完全能够承担。“其实,即使告诉家人,又能怎样呢?除了让他们担心外,没有一点用处。况且,当时北京闹非典,他们不能来,即使来了,也不能见到我。当然,当时不告诉家人最重要的原因,是相信自己肯定能够恢复健康。”

    在继续向家人撒谎的同时,出院后的肖飞一直牵挂着一位天津护士。肖飞与天津武警医院的护士周淑娟互不相识,但在5月21日凌晨,肖飞病愈后带有非典病毒抗体的血清已经输入了周淑娟的体内。

    说起与周淑娟的“血缘”,肖飞清楚地记得那是5月20日夜晚的11点,一辆救护车就在病房外面等着。从他身上抽出的150毫升血浆立即被送到天津,输入了周淑娟的体内。

    “我几乎每隔两天往天津打一次电话,希望那位护士姐姐早日康复。但那边的医生总是告诉我,情况好转了,情况好转了,却总没有明确的消息。”

    肖飞后来听主治医生说,周淑娟病情仍然严重,仍然需要输血。尽管肖飞坚持再次献血,但被医生拒绝了。医生解释说,如果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献血者,才能再次考虑他,因为非典病人痊愈后的身体太弱,不能连续献血。

    “我已经与天津武警医院说好了,护士姐姐出院的时候,让我在天津的同学替我送上一束鲜花……”肖飞为自己能有机会“救人一命”而感到非常自豪。

    出院之前肖飞也担心会受到歧视和“另眼相看”,“但事实上我多虑了,学校照顾非常周到,2万元的医疗费用已经由学校完全承担。”除了对于家人的“谎言”和对周淑娟病情的牵挂外,肖飞只希望赶快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京华时报》(2003年6月11日第A3版) 
 
(责任编辑:周贺)
同舟共济 战胜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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