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掐指算来，我被派驻澳门做首席记者，迄今已有一年零九个月了。说实话，作为被老百姓视为“近诸侯”的记者，我与澳门特首何厚铧先生面对面、有印象的接触仅有两次，少得可怜。但不知为什么，和许多澳门人感觉一样，总觉得他离我很近很近，像一个非常熟悉的朋友。

　　这种感觉，自打刚踏上澳门岛，就传导给了我。

　　那是2001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两周年纪念日，一个倾注了全体澳门人血缘般情感的日子。早上八点，特区政府在莲花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这是我上任后的头一次采访，还不到七点钟就赶到莲花广场。嗬！各路民众差不多已经将不大的广场塞满了，连广场四围的马路上，也挤满了人。外面下着毛毛雨，雨丝如线，雨意渐酣。整个广场翘首以待。

　　七点四十分左右，高官们开始陆续进场。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白志健来了，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原焘来了，驻澳部队司令、政委来了，特区政府各部门长官来了……

　　七点五十分，八十多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也来了。

　　差一分钟八点整，特首乘坐的黑色大奔，在前后两辆警车的护卫下，疾驰而来。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记者席中不知谁冒出一句：“真准时啊！”

　　八点整，特首健步走进广场中央。突然，从广场四周围观的人群中率先爆出一阵掌声，紧接着，广场内掌声四起。

　　那一刹那，我内心的感触，仿佛像陕西壶口瀑布似的，倒悬倾注，飞流直下，从那个威威然高高在上的特首形象，一下子飞落到我们中间来了。一种很亲近又很惊异的感觉，顿时将我包围。

　　二

　　时隔半年，我回京办事。行前，想给亲朋好友捎几样富有澳门特色的礼品，特地征询几位澳门友人意见，不料，回答竟异口同声：“带‘特首烟’，既实惠还拿得出手。”烟对我来讲，系终生忌品，平日里眼闭耳塞，不观其事。但“特首烟”倒是曾从哪位烟民嘴里听过一耳。既是朋友都言买，于是，抽空去了趟拱北口岸免税商店。

　　“买四条‘特首烟’”，我只说了一句。

　　柜台服务员转身拿了四条香烟递给我，黑红色的包装，上面全是外文，但不是英文，我一个单词也不认识。

　　“这是‘特首烟’吗？”我狐疑地望着服务员问：“怎么没写中文？”我以为澳门产的“特首烟”，应该印有中文的。

　　“是‘特首烟’啊，这是德国产的。”服务员不屑一顾地答道。

　　怎么成了德国烟呢，难道特区政府还专门到德国去定做“特首烟”？

　　服务员见我一脸不解的样子，开导我说：“是何厚铧先生喜欢抽这个牌子，所以，澳门人都管叫它‘特首烟’”。

　　我恍然大悟，原来‘特首烟’是这么个由来！

　　等带回北京，谁知，京爷们毫不稀罕：“这不是德国的‘大卫杜夫’烟嘛？满北京城都有卖的。”

　　我像被浇了一头冷水，但心里突然萌生出异样的感悟：连特首抽什么烟这样细微的生活末节，澳门民众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并赋予它浓浓的情义，可见特首与澳门百姓的关系是多么的近乎。

　　也许，“近乎”的事都让我碰见了。前不久，我同澳门朋友、时任澳门卫生局副局长官世海相聚聊天，他无意中讲出一桩很感人的旧闻。今年五六月份抗非典期间，特首避开媒体，悄悄来到路环岛隔离营，看望在这里的因救护非典病患者而被隔离的几位医护人员。隔离营不能进，特首就在隔离营旁边的单位给他们逐一打电话慰问。听了这段故事，第二天我就查访到其中一位姓任的医生。他告诉我，至今没有当面见过这位特首，仅仅通过那么一次电话，“但让人感到好好亲，好好近啊！”

　　三

　　这种亲近的感觉，我曾和几位传媒同行聊过，不想都有同感。中央电视台记者雪松感触更深。他一语点穴：“特首留给普通人这种亲近感，源于其真切的沟通能力和亲民意识”。他描述了亲历的几个“镜头”：前几天，雪松采访澳门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出征第22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授旗仪式。特首亲自来授旗，刚步入授旗大厅，一眼瞅见人群中身高一米八多的雪松，马上过来与他握手，亲切地问：“没回北京休息？”其实，雪松和特首，也就“一面之交”。他刚到澳门不久，曾和同事一起采访过特首。这之后，只要在公众场合采访时碰见特首，不论远近，特首都会走近握手、问候，或给他一个示意的眼神，“就觉得特首和我特亲。”

　　特首善于与社会各方面沟通，今年春节前后，特首按惯例分别与社会各界聚餐，专门邀请我们几位中央新闻单位驻澳门记者到政府礼宾府吃饭。可能是因为我年龄稍长的缘故，特意安排我挨着特首坐。席间，特首掏出自个儿的烟，招呼大伙儿品尝。他随后燃上一支，轻轻地、一口一口地抽着，一边和大家聊家常。我仔细一瞧，果然是德国“大卫杜夫”牌香烟！

　　凝视着身边这位口衔香烟，唠着他喜欢看什么电视剧之类家常的特首，心里萌发了想写些什么的冲动，主题就是——“近特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