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些年来，随着中央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越来越多的党政领导干部因腐败行为而受到查处。如今，“领导干部犯罪”成为在媒体中出现率很高的一个词汇，同时也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今天，让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对领导干部犯罪的原因和遏制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２０世纪最后十年，以及进入新世纪后的这几年间，中国反腐败最振奋人心的特点之一，就是中央不断加大对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使一批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受到查处，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等人。
领导干部腐败犯罪，为何频频发生？
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审视，省部级领导干部有特定的文化背景、人格支持系统，处于社会政治系统的核心部位和权力等级体系的上端，在资源、信息、重大问题决策等方面拥有较多权限；同时，其权力的使用具有缺乏足够的民主监督、不公开、不透明、神秘化的特点。
在社会这个多维系统中，领导干部的“角色丛”比较复杂，但其核心角色是领导干部——拥有较大权力同时又承担较多义务的社会职位，是高级别的“社会公仆”。偏离这一角色要求，就意味着角色背离，而在角色调整过程中，角色冲突、角色失调、角色失败难免成为经常发生的问题。
就个体而言，其角色失败问题突出反映在多重角色的人格支持系统出现严重问题。
首先是丧失了信仰。大贪官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开溜国外。应该说，此心态在那些落马领导干部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对信仰的背叛是导致他们堕落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角色偏离，表现为对自我权力的放大，拒绝承担角色义务，如拒绝接受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社会各界的监督。领导干部对自己“一亩三分地”范围的权力行使已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民主集中制、党的集体领导，在他们那儿成了摆设，党委会不过是他履行个人意志的机器，其膨胀了的权势就会将那“一亩三分地”变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再次是作为“政治人”个体意志力的衰退和自律机能的瘫痪，作为“社会人”自然欲望的膨胀最终让领导干部落马。领导干部既是政治人，也是社会人。政治人的角色要求他们必须降低、限制自我欲求，服从服务于职位权力的要求，但由于个体放松自我约束力，放任私欲膨胀，最后走向角色背离。“丰屋、美服、厚味、姣色”这些“人欲”使个别人“昏蔽而昧理义”，因而背离角色要求不顾一切。
面对领导干部犯罪，我们该张几张网？
领导干部犯罪并非无迹象可循。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领导干部犯罪表现在其言行背离了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扮演的“人民公仆”角色，有其共性的规律，如放松学习改造、拒绝监督、居功自傲、妻儿失教、交友不慎，以及生活腐化、贪慕女色等等。如果仔细观察这些领导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还能发现更多值得警惕的犯罪苗头。
领导干部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对有关部门来说，重要的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问题的发生。笔者认为，缓解、减少和防止领导干部犯罪问题，应从其角色特点出发，建立不愿犯罪、不敢犯罪、不易犯罪的几道关键防线。
第一，强化公仆角色意识，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特别是信仰教育和为政之德教育。
腐败行为是腐败意识的外化。由于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个人人格缺陷，很多人极易在思想上沾染腐败意识的毒素，这就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准备了思想基础。当腐败意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并逐渐膨胀为人的行为主导力量时，就会外化为腐败行为。可见，沾染腐败意识是走向深渊的第一步，强化公仆角色意识，遏制腐败意识的蔓延是消除领导干部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信仰教育；二是人生观教育；三是法制教育：无法无天，胆大妄为，根本原因是没有将党纪国法放在眼里，从而才会以身试法。
应该说，体制、制度对遏制腐败的功效不可忽视，但在腐败意识这一环节上，加强思想教育，应是预防和遏制领导干部犯罪的首要方略。
第二，完善制度，解决当今社会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制约问题。
在社会中，人会因为自由和欲望而产生过高的预期，即贪婪，这是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产生的一个心理因素。必须以一种既定的模式即制度来规制人们的行为，制约人们产生某种过高的预期。我国近年来频发的职务犯罪现象有很多是因为权力无人制约或制约不力所导致的。
目前对领导干部存在着不敢监督、不想监督、不能监督、不会监督的问题，原因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自由度”太大。胡长清曾经说得很“俏皮”，认为自己是“牛栏里关猫，进出自由”。在领导干部出现问题的单位或区域，无论是党内系统的监督如本单位的纪检系统，或是党外系统的监督如民主党派监督、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多是一种摆设，最后必然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解决监督制约领导干部权力行使问题，需要靠健全完善制度。
第三，加快民主进程，使领导干部权力的行使在公开、透明、法治的环境中进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是最好的反腐剂。而广泛的民主监督要从群众知情和群众参与入手。政府工作、司法工作、人大工作的程序应有更多的透明度，内部制约要和外部制约相结合。市场经济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系统，自约自律的作用会因为部门和局部利益的原因而受到影响。因此外部的制约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即使是在某系统内部，上下左右之间也会有利益冲突，加强工作程序的规范化和公开化就更有必要。广泛的民主监督除了群众和知情个人的督促举报以外，还包括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专业化的大众媒体是现代社会有力的民主监督工具。提高大众传媒的专业水准，保证其能发挥民主监督的社会功能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强化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法制化进程。
第四，违规必究，执法必严，严惩腐败是遏制领导干部犯罪的重要方略。
解决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问题，一个甚为重要的问题是必须严格执法、严格司法。对于那些“害群之马”，必须给予严惩，增加其违规成本。惩处过轻，“检讨一阵子，享福一辈子”，无疑会起反作用。
完善的预防和遏制领导干部腐败犯罪体系，应当是教育、制度、民主和法律几道关键防线的有机结合。思想教育使人不愿腐败，民主监督和法律约束使人不敢腐败，而制度防范则是使人不易腐败。这几道防线富有成效的结合，应当成为我们今后防范腐败，特别是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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