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
路途漫漫——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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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毛泽东率领秋季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油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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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把这份代表名单拿出来，立刻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编号。据介绍，从报到之日起，他们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名字了。会议上发言要叫号，记录也只标明是几号发言，甚至领东西、分配住处、安排交通，也都以号为序。这便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档案。这是唯一一次与会者都使用编号的代表大会，甚至代表的笔记本也一律上交，回去传达只能凭记忆。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两个字——保密。
“六大”是在1928年六七月间召开的。这时，距蒋介石、汪精卫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已经一年左右，整个中国大地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这一年的1月 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宣言言辞悲愤而又激烈：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在上海、广东、两湖等地大肆屠杀工人、农民，已经有半年多了。国民党的宁汉两中央“合作”，宁汉两政府合并等类的滑稽戏也不知演了多少出了。国民党的反动派在这期间杀戮各地工农民众，摧残罢工禁止抗租，严禁抵制外货，凡是一切反革命卖国的勾当早已应有尽有，应做尽做了。蒋介石还更进一步地宣布“与列国一致反对第三国际”，并“禁止一切民众运动”。国民党已经是赤裸裸的军阀官僚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党了。
反革命党气焰嚣张，革命力量浴血抗争。从周恩来“六大”的《组织问题报告大纲》中，我们看到在宁汉合流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产党领导的重要罢工约47次，参加的群众有31万至34万人；在农村中的暴动约94次，参加的群众不算广东、广西两省，就有34万人。建立了36个县苏维埃和31个乡苏维埃。这些数字近乎枯燥，但我们却可以想见，中国共产党人在演出着怎样一场悲壮的、血与火的历史活剧。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命令自己的党员完全退出国民党，并且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反对背叛革命、卖国殃民的国民党。中共宣言列举了国民党的五大罪状，根据这些罪状，宣布国民党是国民的公敌，是中国一般工农贫民士兵群众的公敌，是和北洋军阀一样的反动势力，是维护帝国主义统治的走狗。
斗争之惨烈、形势之严峻，此时召开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保密工作当然十分重要。即使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血雨腥风的后来人，对此也不难理解。
但是，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上，“六大”的最不同寻常之处，是在于这次大会不是在中国召开的，而是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在它的首都莫斯科召开的。
朱世荣(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
“召开中共‘六大’，最早是在‘八七’会议上决定的。三个月之后，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决定‘六大’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之间召开，但直到1928年 1月地点还定不下。后来几经权衡，最终决定向共产国际提出1928年6月份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便于中国共产党参加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一系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最后同意1928年春夏之交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由于时间紧迫，环境险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恽代英、陈潭秋、李富春等，都没有出席大会。”
出席“六大”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84人。但是我们无法说清他们究竟代表了全国多少共产党员。通常人们采用的说法是4万多人，但这是一个估计的数字，没有找到材料证明。现在有据可查的是，“六大”前半年的1927年11月，党员从近6万人减少到1．7万人，“六大”后一年，到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时，又发展到6万9千多人。
对于即将召开的“六大”来说，党员人数统计混乱还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因为在两个月前，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才刚刚结束。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担任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主持中央工作。他在1927年11月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接受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米那兹的观点，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革命潮流就不可能低落，只会“一直高涨下去”。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
为什么明明革命已经进入低潮而许多共产党人却不认识?这是因为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愤恨和复仇的渴望，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憎恶，像一团烈火那样燃烧在许多革命者胸中，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近乎拚命的冲动。这种“左”倾情绪，在当时革命内部是相当普遍的，可以说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
那次扩大会议，还规定了政治纪律，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毛泽东虽然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把队伍带上井冈山，却被解除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因南昌起义失利，周恩来也受了处分。
再说叶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到了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指责。后来他去了德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担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信仰的坚定和执著。
瞿秋白的盲动主义错误，虽然在1928年4月得到纠正，但党内的思想并没有统一。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斯大林在中共“六大”召开前几天，专门找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中共主要领导人谈话。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两个高潮间的低潮。为了更形象些，他还边画图边加以说明。应该说斯大林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时李立三当面辩驳，仍然坚持形势还是高潮，理由是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回答说：在低潮时也会有几朵浪花，你说的那些只是浪花。
这次争论后几天，斯大林又委托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召开了一个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这次会议要求参加者就三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问题是当前的形势，第二个问题是过去的经验教训，第三个问题是今后的方针任务。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六大”前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进一步交流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为“六大”顺利召开打下基础。
70年前的春夏之交，为了接应“六大”代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六大”代表们除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外，大部分都是从这里奔向远方的。“远方”可不是一般的形容，而是早年中共对共产国际特有的称谓。直到毛泽东1950年访问苏联期间，给国内写信、发电报，还总是习惯在末尾签署上：于远方。
哈尔滨，曾经有一个美称：东方莫斯科。今天许多俄罗斯人来到这里，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这条熙熙攘攘、商旅不绝的道路，当年被中国革命者称为“红色之路”。那时的莫斯科是全世界无产者最向往的地方。
今天汇入这茫茫的人海，追寻七十年前的往事，我们又找到了当年充作接头地点的电影院和道里区中央大街上那个卖旧衣的小店了。而且历史尚有见证人——98岁的唐宏经，当年他就是走这条路去莫斯科的。这位老人也许是今天唯一健在的“六大”代表了。
唐宏经(中共“六大”代表、六届候补中央委员)：
“(组织上)派我护送广东6位代表过境，到了边境，看见马车，马车上编着号，按着号坐车……我们在火车上坐了七天，到了莫斯科下了车，又换上马拉的套车，过了莫斯科到达乡间会场住下……”
唐宏经老人告诉我们，当年，代表们到了哈尔滨，便兵分两路，一路去绥芬河过境，另一路由满洲里过境。出发时，每人领到一根折断的火柴棍，到满洲里下车后，便可以看到两辆由苏联人驾驭的马车，车灯上分别标着号码“67”和“69”，交上火柴棍，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大约走半小时便到苏联境内了。这种类似惊险小说的场面和感觉，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体验到了。
1928年5月初的一天，一艘日本客轮停靠在大连码头。一对住在头等舱的古董商夫妇，正要下船，却被警察拦住，将他们带到水上警察厅。原来他们带了太多的报纸在船上看，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特务拿出照片端详半天，突然说：“你就是周恩来。”那商人说：“我姓王”，并沉着地一一回答了盘问。警察找不到破绽，只好把他放了。其实，这对夫妇正是前去参加“六大”的周恩来、邓颖超。回到旅馆，为了安全，他们便把接头的证件撕碎了。不料当他们到达哈尔滨时，却无法与接待站接头。周恩来只好让邓颖超每天去车站等下一批人。一连等了几天，终于等到了李立三，这才接上头，最终走完了那段艰难的历程。
不管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风险，也不管经历了多少不眠的日日夜夜，最后，出席“六大”的代表们还是都集中到了莫斯科。
今天，这里早已不再有当年的喧闹，但在幽静中，我们仍可以细细品味历史。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依旧充满了古老的俄罗斯风韵。这座沙俄贵族的花园式别墅虽已风雨飘摇，但它的名字如同这里的风景一样美丽：银色别墅。
它旁边的建筑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个办公地点，“六大”期间，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就住在这里。
康·瓦·舍维廖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博士)：
“这是中共‘六大’会址，革命前是一个贵族的别墅，革命以后就垮了。二十年代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在这里开了大会，中共‘六大’会址就是这个楼。”
从这里驱车5分钟，便可来到又一座已破败的别墅——布哈林别墅，中共六届中央的领导人就是在这里选举产生的。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座小楼里召开了。主席台是一张蒙着白布的长桌子，台下的代表一律坐在长凳上。
会议开始时，全体代表首先起立，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死难的烈士默哀三分钟。中共早期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如张太雷、向警予、罗亦农、赵世炎、林育南、陈延年、陈乔年、熊雄、陈铁军、周文雍等，就是在“六大”前后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献身的。有代表回忆：当时，想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想到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悲剧，全场顿时哭声一片。
这是一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它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力 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
“‘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上基本是正确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六大’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实现国家的统一，进行土地革命，成立苏维埃政权；当前的革命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根据这些)大会总的任务就是要发动群众。并且指出，当前最危险的(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六大’把党的工作，从‘六大’以前的中央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
在“六大”发挥作用最大的人，要算周恩来。作为大会的秘书长，他主持了全部日常工作，并且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回顾“六大”，我们仿佛看到他那异常忙碌的身影。这身影，在以后的历史中，人们太熟悉了。即使在当时，他那充沛的精力、有条不紊的工作、敏捷的行动、果断的处事，也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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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2002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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