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
路途漫漫——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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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图为遵义会议会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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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六大”后的两年间，革命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逐步走向复兴。许多共产党的优秀分子在艰苦的条件下，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到1930年9月，党员人数已发展到 12万人，红军已有13个军、6万多人。全国十几个省区的300多个县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革命武装已呈燎原之势。可惜这种大好形势没能继续发展下去。
佟英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六大’还存在着一些带原则性的错误和缺点。对形势虽然有所认识，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但是由于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和世界革命形势很快就要到来，所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城市工作是党的重点，错误地打击、排挤了中间阶级。一些领导人头脑又过热，‘左’的思潮又滋长起来。1930年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他就是李立三，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共五大、六大上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6月他实际成为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错误地提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等“左”的判断和冒险计划，使党的组织和红军遭受惨重损失。在这一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他受到批评，离开了领导岗位。然而，李立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勇于承认所犯的错误，而且用实际行动努力改正，兢兢业业工作了一生。
李英男(李立三之女)：
“对父亲的那段革命阅历和他为革命做的工作，小时候我知道的不多，因为我父亲不喜欢讲这些事情，但是，相反他经常讲自己犯过的错误。他说：那时候我比较年轻，也很心急，想得比较幼稚，总觉得革命几天之内就能够成功，这样就一下子犯了很大的错误。另外，他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20年代的前一阶段，他工作比较顺利，这样也助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就犯了错误。在这以后，他反复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确实很沉痛，检讨也是很诚恳的。对这一点，我们作为子女也是深有感触的。”
1967年李立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86年中共中央已为他平反昭雪。他在1957年3月曾给毛泽东写信说：“希望将来‘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真正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
李立三最终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中共中央在他的悼词中，充分肯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在“六大”代表的名单上，我们找到了72号，这是王明的代号。那时他是留苏的学生，仅仅是个列席代表、翻译组的工作人员。王明基本上没有参加过国内实际革命斗争，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当秘书。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反对瞿秋白、周恩来对立三路线的所谓“调和路线”，从而一步登天，取得在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在此后的4年里，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白区几乎丧失殆尽，根据地丧失90％。而他本人一直坚持错误，最终走上了与李立三完全相反的人生之路。
金再及(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在‘六大’上还有一种错误倾向，这就是组织上的片面性，也就是把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代表的工人成分，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工人化。‘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共是36位，其中工人就占了21个，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二。这种倾向应该讲和共产国际很有关系。这种组织上的片面性，对‘六大’以后党的工作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在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中央主席的时候，最终在周恩来、向忠发两个人中选择了向忠发。
向忠发，当过兵、工厂学徒、造币工人、轮船水手和码头工人。 1922年入党，并先后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大”后虽然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甩。1931年6月22日，他在上海违反地下工作的纪律，个人自由活动而被捕，随即叛变，两天后，被蒋介石下令枪杀于龙华监狱。
被向忠发替换下来的瞿秋白犯过“左”倾错误，1931年又被更“左”的王明排斥于中央领导之外。从此他主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鲁迅因此认识了他，才发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慨。后来他来到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后，他带病留在了江西，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被俘。瞿秋白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威胁诱降， 1935年6月18日走上刑场。这是一片草地，他环顾四周说：“此地甚好，拿酒来!”然后坐下，痛饮数杯，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
1964年，谢觉哉老人来到长汀，禁不住赋诗一首(字幕)：“从容就义至于斯，烈士文人两得之。一曲高歌数杯酒，令人凭吊动遐思。”
在这期间像瞿秋白这样大义凛然先后牺牲在反动派枪口下的早期中共领导人，还有彭湃、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夏明翰、何叔衡等。蔡和森这位《向导》周报的主编，在敌人把他的四肢用铁钉钉在墙上的情况下，仍然宁死不屈，始终未向敌人吐露半个字，直到刺刀刺进胸膛，心脏停止跳动。夏明翰就义前挥笔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今天几乎家喻户晓。他们的英名永远留在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历史上。
尽管“六大”有一些错误，但它的正确方面还是指导了革命的发展。特别是“六大”后的一段时期，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那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
后来在谈到“六大”时，周恩来曾经不无遗憾地说：“毛泽东还没有成为全党的领导，这是党的不幸。”而“六大”召开时，毛泽东在哪里呢?他在井冈山。此时，朱毛已经会师。在罗霄山上，毛泽东思索着怎样从脚下开始，走出一条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初步总结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和经验，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给浴血奋战中的共产党人再次燃起希望之火。
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还创立了“支部建在连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并与朱德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红军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
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六大”，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实践中认识到许多“六大”还没有认识到的新东西，最终在农村站住了脚。朱毛红军成了中国革命的象征。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的道路，以后逐步为全党所接受，中国革命最终走上以农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朱毛红军在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又向赣南、闽西进军。 这是 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中共红四军“九大”的会址。会上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担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军队的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独创。
江西瑞金曾经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31年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全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劳苦大众的希望所在。毛泽东曾用“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诗句，来形容当年在根据地轰轰烈烈大搞土地革命的情景。
“六大”以后的中共中央，此时也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指导，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十几块偏远的农村。
但是，毛泽东以农村为中心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当时并不为党内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领导人所接受。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本来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剿”，但是忠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博古来到苏区后，和从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起，排挤毛泽东，迫使他离开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这样，中央红军没能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撤出苏区，走上漫漫长征路。
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使红军忍痛离开刚刚开创的根据地；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又使红军在转移中损兵折将。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人。面对危局，毛泽东再次显示出力挽狂澜的勇气和智慧。
张闻天，又名洛甫，1900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工作期间曾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1933年随中共中央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代替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实际工作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和“左”倾路线的危害。湘江战役以后，他与王稼祥一起向中央建议检讨失败原因。
“六大”之后最重要的会议，就是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在会上深刻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失利的原因，强烈要求结束“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对红军的领导。
杨尚昆(时任红三军团政委)：
“在遵义开这个会，遵义会议一开的时候，博古就作了一个检查，主要内容是这样子，他把五次反‘围剿’失败完全推到客观原因，说国民党军队多、兵力强、武器好，还有帝国主义的帮助这么一套。作了报告以后，接着就是周总理作报告，就叫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周总理就检讨，恩来同志作了比较合于客观事实的深刻的检讨。那么这样一下子毛主席的思想就占了绝大多数，结果你看，遵义会议把博古、李德摆在一边去了。”
生死攸关的选择在这里作出，走向成熟的路从这里开始，这座西南小城因此获得历史殊荣。当年坐在这里开会的、抗辩的；激烈盘诘的、坦率相劝的；甚至作记录的、当翻译的——一群生动的人，今天大都已故世，但他们所留下的功绩，却是伟大的；他们揭示的真理，却是永恒的。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路要遵循实践，而不是单靠本本；中国革命的指挥部在中国，而不是在莫斯科。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问题。新的党中央受命于危难之际，领导红军继续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盘桓在这幢当地军阀留下的公馆里，并不是欣赏它中西合璧、文野相兼的韵味，也不是留恋它周围的明山秀水，而是要倾听它无声的教诲。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摆脱了错误羁绊的英勇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横跨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 最终在陕北找到革命的立足点和新的胜利的出发点。
当红军苦苦征战时，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从中国的东北伸向华北，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面临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调整自己的政策，在陕北瓦窑堡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
随后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囚禁。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促成事件和平解决，停止内战，共御外辱；接下来是卢沟桥枪声，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中华民族谱写全民抗战的壮丽篇章。
此时距中共“六大”召开已有九个年头，“六大”上预言的中国革命的又一个高潮真正到来了。而迎接它的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幼年的党，她已经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引下逐渐成熟起来，从又一次失败中走向复兴，担负起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重任。
（字幕）
中共“六大”档案
大会召开时间：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
大会召开地点：莫斯科
出席代表人数：142人(其中有表决权者84人)
代表党员人数：4万多人
大会通过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章》、《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职工运动决议案》等18个文件
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委员会：委员23人，候补委员13人
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3人，候补委员2人
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
委 员：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
候补委员：李立三、彭 湃、杨 殷、罗登贤、关向应、徐锡根、卢福坦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主 席：向忠发
委 员：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 英、蔡和森
候补委员：李立三、徐锡根、杨 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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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200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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