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陆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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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琇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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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创作的一往情深、执著、勤奋，是陆天明一贯的生活态度，是他的理想、作风、生命哲学，也是他的自我追求、自我完善。
远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12岁的陆天明就参加了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或称上海市少年宫）的文学小组，课余追踪文学创作。说起这个文学小组，千万别小看这些小家伙们，他们都是从学校里“三好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个个活泼、聪颖、有灵气，思想活跃，能说会写。他们不待“指导员”指导，就能把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剖析得条清理明、头头是道；也能把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解说得细腻深入、真切感人。这个文学小组，除几位指导员外，经常邀请诸如老作家魏金枝，工人作家胡万春、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等，为他们讲授文学基础知识、写作方法、创作体会或剖析作品。遇有作家访问少年宫，就安排他们与作家座谈。小组还组织组员到工厂、农村参观、采访，偶尔也去看电影或观摩文艺演出。小组把他们的习作编辑油印“出版”，互相评比。有几年，文学小组成了少年宫很活跃的小组。陆天明自始至终是小组里颇为出众的一个，他12岁就有诗歌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这个祖籍江苏南通、出生于昆明的孩子，有点“小大人”模样，是一棵早熟的文学苗子。
那时候，陆天明住在南京西路1912弄的两层小木屋里。那是只有一间在楼上的狭小的家。天明10岁就死了父亲，兄弟姐妹四个，全靠在工厂医务室当护士的妈妈抚养，家境是比较困窘的。也许是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俗话吧，陆天明从小就很懂事，在家里帮助拉扯弟妹，成为妈妈得力的帮手。陆天明读书很勤，但买不起书，于是就向周围几个图书馆、阅览室借，不花家里的钱。家里地方小，他晚上就睡在少年宫舞蹈小组指导员家扶梯口的盖板上。14岁时，他主动虚增二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去安徽太平县插队落户，当了小农民。陆天明这样做，大概带有为减轻妈妈负担的想法在内吧。当农民的第二年，他成了当地的小学教师。多年后，陆天明写出了描写几十户农民自发率先搞包产到户的电影剧本《走出地平线》，电影放映后轰动一时。此剧本正是以他插队时积累的素材写成的。那时候农村生活十分艰苦，身体还稚嫩的陆天明支撑不住，得了肺病，病退回到上海。病中的陆天明，完全与文学书籍为伴，有时也读哲学和其他理论书。不久，他的病奇迹般地痊愈了。街道安排他走街串巷做宣传工作，办黑板报、写新闻稿，入团后还兼做团的工作。南京西路1912弄是个大弄堂，里面住着成百上千户人家，其中多半是劳动人民、底层群众。农村生活和街道工作，使陆天明既广泛又具体真切地接触着大众，与他们休戚与共。他在工作中每每能想人所想、急人所急，为大家办些力所能及的事，很得到群众的赞扬和街道领导的赏识。那时，他的视野愈见开阔，思想更加活跃，对人对事都能独立思考，有见解有分析，不人云亦云。他对周围人们的细腻观察和深入剖析，每每能言别人之不能言，感别人之无所感，比照他的年龄，活像一个小小的社会学家。
陆天明参加街道工作的后期，遇上了号召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动员。他忙着走家串户动员适龄青年报名。他一家兄弟姐妹四个也都报了名。老大天明和大妹月儿去新疆；小妹星儿和弟弟学东去黑龙江。街坊邻居对陆家带头支疆的行为都竖起大拇指，传为美谈。顺笔记下：月儿后来在新疆成家；星儿后来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陆家惟一的大学生，现在是一位成名的作家；学东后来去了澳大利亚。
陆天明在赴疆途中入了党，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配到农七师当战士，驻地在奎屯。后来他当过农工班班长、武器参谋、老兵连代理指导员。这一去就是十二年。“死心眼”的陆天明，在“文革”中坚守武器库，不让造反派夺枪。过来人都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大动乱中弄不好小命都得搭进去。陆天明是个硬汉子牎
阅历多积累也多，陆天明在冰天雪地中的库房里，编织着他的作家梦。那时他还当过新华社的通讯员，写过一些新闻报道。后来，他写出的不少作品，背景都是新疆、农垦战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广播文工团、广播电视剧团成立，陆天明经人推荐，应召携带同是农垦战士的妻子程蕴兰和刚出世不久的儿子举家调往北京。自此陆天明成了正式的文艺工作者：编剧。
随后，在职责范围内，陆天明有很多电视剧投入拍摄：《华罗庚》、《冻土地》、《不散的军魂》、《他们从昨天走来》、《亦是风霜亦是雨》、《铁血昆仑》、《李克农》……太多了，无法全列。
除写电视剧外，陆天明真正热衷的是写话剧、写小说。他以一贯的执著与勤奋，笔不停挥。最先问世的是1973年写成的三幕话剧《扬帆万里》，写的是一群青年支疆的故事。剧本被多家剧团演出，在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也上演过。同年10月另一部话剧《樟树泉》（原名《燃烧吧，大地牎》）面世。1976年四幕话剧《火，通红的火牎》完成。随后，1982年《上海文学》发表他的小说《三叶草》。陆天明写道：“我写的就是年轻人，我是按自己的良心去写的。”同年，中篇小说《白杨深处》发表于《收获》、中篇小说《啊，野麻花……》发表于《十月》。1983年中篇小说《第七个黑铁门》发表于《十月》。陆天明写道：“作为小说，这篇《铁门》，我自己觉得写来还是比较‘正规’的。虽然也稍微玩了点小花招，但基本上还是在讲故事，写的是说书人的行档。”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个中篇《白木轭》，后来又写出话剧《第十七棵黑杨》。1986年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发表于《当代》。1990年长篇《泥日》发表于《收获》。这部小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单行本后，陆天明写道：“这是我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也算是一篇尽力而为的‘作业’。大约能窥出这些年我和蕴兰的一些人生的心路历程。”王蒙在该书的《序》中写道：“从《泥日》中我们几乎可以感到、可以看到陆天明的那透过了纸背的力度。那是一种思考的执著———他从来都热衷于进行忧国忧民、忧史忧文、忧斯民更忧人类的整体性思考。那是一种结构的精力，陆天明运了气、发了功，把各种强烈鲜明而各具异彩的人物，把各种触目惊心、既‘现实’又浪漫的生存状态，把富于反差的、既严峻又迷人的种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把极有戏剧性但又大致合乎情理而且不落窠臼的故事情节组织在一起。那更是一种创造力、想像力的高扬。”王蒙对《泥日》的读后感颇为真切中肯。确如陆天明所言，《泥日》应是他文学创作的一座里程碑。读者通过这部作品，对他的思想轨迹、性格、人品都会获得更真切的理解和感悟。然而，不知何故，《泥日》的问世，并未引起文学界更大的震动。1995年长篇反贪小说《苍天在上》在《小说界》发表，单行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名电视剧随之在多家电视台陆续播映，激起社会极大反响。一度友朋间以之作为谈助，交口称快。199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他另一部长篇《木凸》。陆天明写道：“这是我用另一种‘腔调’写的。腔调有点变化，但深藏其中的一番‘苦心’可谓未变。”陆天明最近的一部长篇《大雪无痕》，是继《苍天在上》之后写的第二部反贪小说。小说出版及随后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档播出同名电视剧后，引起观众更大的称赞。对此，陆天明似有预感，他说：“估计它（指《大雪无痕》）有许多悬念，比较耐看，也比《苍天在上》挖掘得深一些，也许大家更喜欢看。”果不出所料，电视播放后，极为轰动。文艺界对他别出心裁营构的故事悬念与惊险情节，给予了更多赞赏。后来，小说被推荐为中国共产党80大庆的献礼书之一，获得了很高荣誉。
反贪题材难写，且要冒一些风险，这是陆天明曾经向读者诉过的“苦”。但他素来不避艰难险阻，他以其作品跟老百姓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用大众的视角看待发生的一切，因而不妨说，他接连写了两个反贪题材，是偶然中的必然，是文学使命感对他的赋予和驱使。陆天明写得很沉重，也写得很累，但他没有退缩也没有停滞不前。
王蒙为《泥日》写的《序》随后发表在《读书》1992年的第二期上，题目叫《九死未悔的郑重》。在文中，王蒙对陆天明有这样的叙述：“他是一个思想型、信念型、苦行型的人。他忧国忧民，他期待着热烈的奉献与燃烧，他完全相信真理的力量、信念的力量、文学的力量、语言文字的力量。他宁愿摆脱一切世俗利益的困扰。为了信念，他会产生一种论辩的热情，他无法见风使舵也无法轻易地唯唯诺诺迎合别人。他可能见人之未见却又不见常人之能见。他的近乎‘呆’的劲儿与特有的聪明使我想起年轻时候，例如五十年代的自己……”王蒙远在新疆时就与陆天明相识，可以说是看着他成长的。我们觉得王蒙把陆天明比作五十年代因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获罪的自己，是对陆天明入木三分的剖析，极为中肯。可以补充的是，陆天明的另一面是柔情似水，对生活充满情趣。应该说他是个柔中有刚，刚中有柔的人，并不完全是个忧国忧民的“书呆子”。
对于创作，陆天明并非倚马千言的快手，相反他常常写得很累、很苦。他的作品数量不少，质量也都不错，那只能说明他有过人的毅力，有过人的勤奋，面对文字煎熬面不改色心不跳，是硬邦邦的文学猛士牎
而今像陆天明这样对文学如此执著如此勤奋的人，并不很多。他那对文学创作为民请命的信念与勇气，那种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的“呆子”精神，是应该颂扬的。文学事业是郑重的，它是构造祖国文化的基石之一，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全民族的宏伟事业之一，因而它不应浮夸、虚伪、低级、庸俗、自私……从这一角度看，陆天明好像也是一面镜子。
《厦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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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爱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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