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弛 　　缘于对当前防汛形势的关切以及编辑稿件之需，近来浏览 了若干有关河患水潦的史料。古人把自然灾害归为五类，并得 出“五害之属，水最为大”（《管子·度地》）的结论。据文 献记载，从公元前二○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千多年中，各地 发生的洪灾就有一千零九十二次之多，平均每两年一次。频仍 的水患严重危害着黎民百姓，迫使他们奋起与之抗争。时势造 就英雄，大禹、西门豹、李冰、贾让、王景、白居易、苏轼、 郭守敬、徐贞明、郭大昌等历代治水名人，便成为世代人民心 目中意志、睿智和力量的化身，是憧憬和践行“人定胜天”唯 物史观的圣哲。 　　然而，在翻检的资料当中，记述林则徐“获罪”后意外地 获准效力抗洪的文字，和他在此期间写下的多篇抗洪诗作，读 来更撼人心魄，更启人深思。清道光二十一年夏，这位因虎门 销烟和抗御外侮而威震中外的民族英雄，在被革职发配伊犁途 中，正值黄河漫决，水围开封。在万分危急的情势下，经大臣 王鼎的再三力荐，道光帝始允准林则徐前往救灾。“闻林制军 将来，绅民无不喜跃”，额手称庆。从扬州日夜兼程赶到开封 的林则徐，目睹洪水肆虐、生灵涂炭的惨象，悲愤难抑，奋笔 写下“鸿雁哀声流野外，鱼龙骄舞到城头”，“狂澜横决趋汴 城，城中万户皆哭声”等带血的诗句。甫卸行装，背负着国难 与河患双重巨大创痛的他，立即奔赴堵河险段，“追随星使， 朝夕驻坝”，以至“奔驰成疾，既发鼻衄，又患脾泄，两症相 反，医药綦难。” 　　朝政的腐败，国力的衰微，官吏的恬嬉，导致外患日烈， 河患日亟。忧国忧民的林则徐孤苦无援，心力交瘁。他纵有“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一腔碧血，但报国无门， 饮恨沙场；此时他纵有“肝胆披沥通幽明，亿兆命重身家轻” 的抱负，也无力拯民于水火。愤激至极的他，只能托诗明志： “秦台舞罢笑孤鸾，白发飘零廿载官，半道赦书惭比李，长城 威略敢论檀。石衔精卫填何及，浪鼓冯夷挽亦难，我与波斯同 皱面，盈盈河渚带愁看。”最荒唐而凄怆的是，当历时八个月 终于捱到溃口堵合之时，突又传来谕旨，逼他再度走上仍往伊 犁赎罪的荆棘之途。 　　林则徐的悲剧，只是旧中国治水血泪长篇上的悲壮一页。 通观有文字可考的二千多年的洪涝灾害年表，不难得出的结论 是：政危则百事殆，国运衰则河政废。从古至今，任何国家和 地区，包括水灾在内的自然灾害都是人们不甘接受而又难以回 避的。但是，如旧中国那样无年不灾、无灾不烈，屡屡酿成田 庐尽没、城垣倾圮、饥民遍野、饿殍塞途那样的惨剧，无不源 于社会政治制度的黑暗，无不使深重的民族苦难雪上加霜。 　　行文至此，自然想到今年入夏以来逞狂于长江、嫩江、松 花江流域的特大洪水。这场南北夹击的洪水，范围之广、水位 之高、来势之猛、时间之长，均属史所罕见。但由于新中国成 立后神州大地早已换了人间，大洪水并未酿成大洪灾，因而成 为近半个世纪中国人民成功防汛抗洪的里程碑。从岿然屹立的 千里大堤上传来的是广大军民团结拼搏、制伏洪魔的壮丽凯歌。 在改革开放康庄大道上奋进的中国各族人民，以抗御洪水的伟 大精神和英雄业绩，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伟岸 形象。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亘古未有、举世瞩目的奇迹，根本 原因就在于我们有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 度。正如一位被救灾民登岸后发自内心喊出的：“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在决战决胜、夺取抗洪斗争最后胜利的关键时 刻，亿万人民对这首久已传唱的时代颂歌的感受会更加真切， 理解会更为深刻。 　　国之安危在于政，千秋胜负在于理。一部漫长而曲折的中 国抗洪治水史，反复证明这是一条铁律。 《人民日报》　(980819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