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你解读总理报告


  编者按:3月5日上午,全国人民都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着回荡
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庄重声音。朱镕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不时被会场内的热烈掌声打断,也吸引着电视机、上网电脑和
收音机旁聚精会神的人们。

  舆论认为,报告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讲成绩不浮夸
,客观实在;讲问题不掩饰,切中要害,而且目标明确、措施具
体,是份务实的报告。

  细心的人们可能已经发现,今年的报告与往年相比有着一些
显著的特点。今天,我们特地就其中的四个方面约请专家谈谈他
们的看法,这四位专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人力资源室主任杨宜勇、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所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阎学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
研究员张立群。

  拒绝水分更重发展质量

  速度问题,曾经是人大代表关注的话题之一,也是《政府工
作报告》中的重要内容。去年人大会议期间,对速度问题的关注
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然而,今年的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原先专门用于表述经济增长速度的地方,已由“
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变成了“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而
且,原先铁定要出现的、关于上年经济增长率和当年经济增长短
期目标的具体数字也不见踪影,只剩一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达到预期目标”。———编者

  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它表明经济工作更加注重结构、
质量和效益。

  ■经济增长指标已不能全面体现经济运行的总体状况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一直集中于经济增长的数量
方面,这是由特定的发展阶段和体制模式所决定的。在这一环境
中,经济增长率指标是决定效益、收入等诸多指标的基础。预测
的经济增长率指标,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着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
因此,政府工作报告中必然要提出这一指标。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阶段性转折,经济运行特点发生
了很大变化。经济发展情况的好坏更主要的是通过结构、质量和
效益指标反映出来。1999年经济增长率虽然较1998年有所降低,
但企业经济效益却有明显提高。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紧密联系的
特点已经改变。在这一情况下,经济增长率指标已经不能全面体
现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总体状态,也难以准确反映宏观经济政
策的基本取向。因此,不再提出经济增长率的指标,是适应经济
发展阶段性转折的一个积极调整。

  ■继续突出经济增长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各方面继续追
求经济增长的数量,忽视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的提高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重要转变
,主要是:第一,总量关系的变化,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转
变为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的初步的买方市场状态;第二,经济结
构的变化,从添平补齐的低水平协调转变为结构水平不断提高过
程中的协调,包括工业制造业结构的升级、三次产业结构相应的
协调变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结构的调整、积累与消费结
构相应的协调变动等;第三,经济体制改革从打破旧秩序转向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伴随这些变化,我国经济进入全
面竞争环境下的结构优化和制度完善的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增长
方式开始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和质量效益型。加快经济发展的重
点也转向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方面。
在这一情况下,继续突出经济增长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各方
面继续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忽视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的提高。
因此,适度淡化经济增长率的指标,突出结构、质量和效益方面
的指标是非常必要的。

  ■杜绝上报材料中的水分

  值得注意的是,往年注重对具体经济增长指标的规定已经造
成有些地方为片面追求这一指标,上报了有水分的数据。有专家
分析,如按1999年各地上报的材料统计,当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超
过9%。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1%这一数字是压缩过水分的。因此
,淡化经济增长率也将有利于防止有水分数字的再度出现。

  不再提出经济增长率的指标,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要求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的表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的作
用。这一情况要求政府职能应该相应转变,从定指标、定项目,
转到定政策方针方面。

  保险扩面消除就业障碍

  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相比,今年朱总理将“搞好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容单独拿出,作为报告十大内
容中的第七个部分。这预示着我国政府将加大建立和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的力度。———编者

  社会保险体系的不健全,目前已经成为制约下岗职工在非国
有经济中就业的一个制度障碍。配合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中国
社会保险体系的完善,近期主要应该侧重两个方面:一个是养老
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扩面;另一个是实施新的医疗保险制度。

  ■社会保险扩面是近期工作的侧重点

  目前,由于大多数企业的职工并没有100%参加社会保险,职
工覆盖面还比较低。因此,2000年社会保险扩面仍然是一项非常
重要的任务。

  为什么社会保险扩面这么难?我们发现存在以下几种原因:
对于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而言,征收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费
非常困难。由于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主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将
直接关系到自己利益,因此他们千方百计找种种借口阻挠社会保
险扩面工作。

  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考虑,主观上存在对个
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参加社会保险顾虑重重的心理。为了这些
企业的稳定发展和劳动部门的社会保险扩面,地方政府往往处于
两难境地。

  一部分非国有企业雇员,其中特别是农民工,由于信息失真
也产生了一些不合理的抵触情绪。一是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政策
了解不够,二是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主向农民工进行了
歪曲事实的一些解释。由于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有的私营企业
的工人对参加社会保险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一部分农民工对
于国家的社会保险体系的信誉有所怀疑,也不愿意参与。

  受畏难情绪的影响,一些在扩面一线工作的同志对“大数法
则”甚至产生了怀疑,认为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越大,其抵御
风险的能力不一定越强,反而可能风险越大。这种认识在理论上
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在社会保险扩面的操作过程中,的确有不按
实际工资收缴,而按最低工资收缴的迁就做法;另外许多地方养
老保险基金收缴率大大低于90%,应该说这些不规范的做法才是
社会保险最大的潜在风险。当然这种风险不是制度设计本身的风
险,而是实际执行不力的风险。

  因此,社会保险扩面工作对于下岗职工再就业和为企业创造
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非常必要。

  ■医疗保险改革滞后制约下岗职工再就业

  同时,社会保险立法工作亟待加强。为了提高社会保险覆盖
面和社会保险基金收缴率,今后可以设立社会保险税,可以提高
征缴权威,降低征缴成本,同时符合世界潮流。

  医疗保险改革的滞后严重制约着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作。因
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一方面要扩大
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另一方面要从制度上允许个体经营者
有权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更多的下岗职工
顺利实现再就业。

  ■今年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2000年净增劳动年龄人口为1171万人,按照78%的参与率计
算,大约有910万人需要就业。预计2000年最多也只能新增就业机
会640万个,所以2000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依然比较严峻。此
外,2000年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任务仍然
十分艰巨,有大量员工需要分流。中国将在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入世对于中国就业的影响似乎是比较均衡的。从短期来看
,增加就业最显著的将是纺织行业,下岗较多的将是汽车行业。
总的来看,就业不会有太大的起伏,但是不能盲目乐观。从长期
来看,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出现一些萎缩,但是随着外资
进入的不断增长,混合经济创造的就业机会将迅速增加。

  面对如此紧张的就业形势,必须采取有效的扩大就业政策。
近期应考虑着重于调节劳动力供给和市场供需平衡,长远则着重
于调节劳动力需求。

  反腐斗争要敢啃硬骨头

  朱镕基总理讲到“中国政府对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推行‘两国论’和‘台湾独立’等严重分裂活动,决不会坐视
不管”时,字字有力,铿锵响亮,台下代表顿时爆发出最热烈的
掌声。他还强调,“中国人民有决心也有能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第二天,《解放军报》发表了评论员文
章“‘台独’即意味战争”。———编者

  现在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1、为何提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
2、早日解决的时间表是什么?

  笔者认为要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台独
的危险在增长,二是台湾问题给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日益沉重
的压力。

  ■台湾问题的性质已发生变化

  台湾问题虽然已经存在了50年,但是近几年其性质发生了重
大变化,不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则可能导致台湾独立。在蒋介石
和蒋经国执政时期,他们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遏制台独
势力的发展,因此在他们执政时期台湾是不可能独立的。即使台
湾当局不与我国政府进行政治对话,也没有台湾分裂出去的危险
。然而,李登辉执政之后采取变相独立的政策,暗中支持台湾分
裂主义势力的发展,以至去年7月发表“两国论”台独政策,由暗
独走向公开独立。由于台湾当局不再执行一个中国的原则,因此
如果再允许台湾当局无限期拖延两岸统一的谈判,台湾独立的危
险就可能成为现实。正是因为台湾问题无法再长期拖延下去,因
此客观上需要早日解决台湾问题。

  ■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是一种战略需要

  台湾分裂主义活动已经严重干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
,给我国现代化建设增加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由于台湾当
局以分裂为政治目标,也使中美关系不断受到严重干扰。冷战后
中美之间形成的结构性矛盾本已使两国间的战略合作十分困难,
而台独势力不断壮大并在中美之间不断地制造新的麻烦,使困难
的中美关系更是雪上加霜。美国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中美
关系恶化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台湾当局在国际
上大搞金钱外交,破坏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而为了
反击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破坏一个中国的原则,使得本应用于在国
际上维护我国其它方面国家利益的资源受到影响。由于台湾当局
采取公开分裂国家的政策,从而为我国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分离主
义分子提供了借口。鉴于台湾问题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构成的威胁
越来越大,因此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
需要。

  ■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时间表的决定因素

  既然早日解决是一种战略选择,那么何时解决这一问题呢?
笔者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应由两个要素决定,即台独发展趋
势和我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

  台独势力的发展有可能使台湾问题很快解决。如果台独势力
发展很快,而且在台湾掌握了政权,使和平统一变得没有了希望
,那么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就到来了。也就是说台湾走向独
立越快,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就越早。如果李登辉之后的台湾领
导人继续李登辉的台独政策,或是比李登辉在台独的路上走得更
急,那么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随时都可能的。

  政治对话是检验台湾当局是否采取无限期拖延的试金石。两
岸政治对话的核心是怎样实现民族统一,如果台湾拒绝政治对话
,或是在政治对话后采取无限期拖延对话结果的政策,就是反对
国家统一,因此两种情况下都不能排除祖国大陆采取早日解决台
湾问题的其它方法。台湾与祖国大陆开启了政治对话后,用不了
多少年就可以看清新的台湾当局是否有和平统一的意愿,是否变
相搞无限期拖延策略,是否在政治对话中搞分裂。我国政府至今
没有放弃和平统一的希望,即使实现和平统一需要较长时间,但
也不是无限期。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战略目标,
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民族统一为重要前提的,因为没有民族的
统一,国家的现代化将是不完整的。因此可以认为,无论以何种
形式统一,解决台湾问题都将早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台湾问题需要尽早解决

  朱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坚持不懈地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他同时表示,对所有
重大案件,不管涉及哪个部门哪个人,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徇情
,决不手软。

  此后第二天,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江西
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胡长清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
的终审裁定。胡长清于次日在南昌被执行死刑。

  在“两会”期间出此重拳,足以说明我国政府依法治国、从
严治党、铲除腐败的坚定决心。———编者

  的确,从这几年反腐败形势来看,我们的社会正在认认真真
、有条不紊地做前几年没有做或没来得及做的事,任何不怀政治
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近几年,我国社会反腐败形势
的确是在向好的、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腐败现象并没有随着政府打击力度的加大而消亡,相反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譬如,大案、要案
的数量不断上升,性质在不断地恶化,它的“出生率”大大超过
了“死亡率”;在整个反腐败社会工程中,“中间梗塞”现象还
比较严重;个别地方司法腐败相当严重,已经引起了社会普遍的
关注……所以人们普遍的希望是:政府在反腐败的态度上还要更
强硬一些,步伐要更快一些,措施要更严厉一些。

  那么,采取什么样的严厉措施进行反腐败斗争呢?反腐败斗
争是一个社会工程,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我想当今主要还是
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要在整个反腐败斗争的观念上有所突破

  我们理所当然地寻找一套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
“它本身的不完善性”的“市场经济”的办法去反腐。遗憾的是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社会还是习惯于用旧的“计划经济”时代
的那一套去对付,还是习惯于指令性的、由上而下的……这样的
反腐败的形势必然决定了它的不彻底性。因此要加强措施,必须
在观念上有所突破。

  ■认真进行“三讲”,使广大的“为官者”积极参与到反腐
败中来

  当今社会为何反腐败那样艰难?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同处权
力层的干部积极性不高,广泛存在着“不敢监督、不好监督、不
能监督、不想监督、不会监督”的心态,所以那种“进行铁面无
私的监督检查”也就只能成为空话了,一些党内监督制度、领导
干部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官场自然盛行“官官
相护”的恶风,因而“小腐败”发展到“大腐败”,“灰色腐败
”发展到“黑色腐败”,“微小腐败”发展到“严重腐败”。

  ■从严治腐就必须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反腐肃贪必须用“重典”。解放初期采
用了“重典治腐”,杀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一管就管了
一二十年。当今腐败为何泛滥严重?就在于对腐败分子“往往下
不了手”,该用刑的不用,该用“重刑”的不用,该杀头的不杀
,一些地方“喊得多,抓得少,虚招多,实招少”,腐败自然就
泛滥了起来。今年开始,杀了个胡长清,要保持这个“好势头”
,真正做到“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
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抓住典型”。惟有严刑峻法,多杀
几个胡长清之类的,才能将当今腐败泛滥之风压下去。

  ■要加强监督,尤其是要加强舆论的监督

  腐败者最怕的是两个:一是怕党纪和法纪的制裁。法律不“
吃素”了,位置没有了,官被拿掉了,还得去坐上几年大牢,当
然很怕;二是怕舆论的监督,怕舆论的力量。新闻舆论监督,起
着“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的作用,一经像
《焦点访谈》那样的新闻曝光,便会将那些丑事、肮脏的事、难
言之隐的事、见不得人的腐败事,统统端将出来。遗憾的是在这
个问题上还存在种种局限性,比如,过去相信权力对权力的监督
,而过于低估舆论对权力监督的力量;将反腐败简单地等同于暴
露“阴暗面”,惟恐加大了监督力度会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将
加强舆论监督看作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的表现,惟恐强化了舆
论监督之后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会削弱党的领导……其实,明眼
人一看,这些东西实是杞人忧天,但确是当今腐败监督不力的一
个障碍。所以,当务之急就像许多人大代表提出的提案那样,要
尽快制定一部《舆论监督法》。

  (摘自2000年3月11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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