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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的法学
——我们怎样告别20世纪


  1999年是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多纪念的一年。这一
年,是世纪交接之年,人类又一个百年即将终结,另一个一百年
和一千年即将开始。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又是高举“
科学与民主”旗帜的“五四”运动80周年;还是改革开放、恢复
法制的20周年;在这一年里,澳门将回到祖国的怀抱。百年来,
80年来,50年来,最近20年来,中国人民为了争民主、求法治进
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所以,对于法学与
法律工作者来说,今年具有特别值得纪念的意义,也向我们提出
了一些反思过去、展望未来的研讨课题。总起来说就是:我们怎
样告别20世纪,拿什么礼物,用什么姿态走进新世纪?

  “向后看为了向前看”

  ——反思20世纪法治与法学

  百年来,中国人民创立过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也经受过空
前的浩劫。“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只有敢于正视历史教训,
才是更有自信力的表现,也才能警示后之来者,避免重蹈覆辙。
认真清理百年来、特别是50年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历史遗产,就能
化成我们带进下一个50年、100年的精神财富。正如邓小平说的:
“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

  毛泽东曾经号召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给以科学的总结。我
们反思20世纪走过的道路,有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认真总结从
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代伟人的民主法治思想,它们反映
了百年来中国人民争民主、求法治所达到的三个里程碑式的理性
高峰与历史局限。

  过去,对孙中山人们较多看到的是这位革命先行者令人惋惜
的失败并以其失败而全盘否定他的思想理论。其实,那只是他的
旧民主主义思想的失败,而他的法治思想却至今不乏犹有闪光、
可资借鉴的财宝。

  对毛泽东,我们要么把他评价为新中国革命法制的奠基人,
有一整套毛泽东思想法制理论;要么又把他只当成是主张“无法
无天”的法律虚无主义者。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矛盾的领
袖人物,他创造过非凡的革命业绩,千古不朽;他晚年的错误却
又导致“十年动乱”的灾难。他在革命时期极力主张的新民主主
义宪政思想,值得大书特书,发扬光大;而他在建国后的一段时
间里所实行的“人治”加“群治”,的治国方略,酿成天下大乱
,更有必要以不为尊者讳的科学态度,加以深层次的评析,得出
教训。这对于我们在下一世纪继承前人经验和消除其积弊与不良
影响,顺利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将大有裨益。

  至于邓小平,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以其远胜前人的胆
识和惊人的智慧与毅力,从法制废墟上竖立起一座民主法制大厦
的框架,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民主法制理论,
为当代中国的复兴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邓小平理论中有关社
会主义本质观,对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有关社会
主义国家权力观,对我们摆正党权、国权、民权、人权的关系;
有关“三个有利于”的历史唯物主义功利观,对我们正确树立法
与法治的最终价值标准,都是值得认真领会、深入探讨的课题。
这样也不致把总结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局限于只是他有关这方
面的语录堆砌。由于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实践,严格说来主要是这
20年的历史(或加上建国初期短暂的历史),因此,也不能苛求
邓小平的民主法制理论形成严整完备、无所遗阙的体系。中国民
主法治之路还漫长得很,它给后人留下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广
阔空间。这都有待我们既加以总结,又不断探索,推陈出新。

  当然,对百年的总结,还涉及清末的制宪修律举措的评析,
对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沈家本等早期开明思想家、
法学家的研究,以及对民国时代的“六法全书”和某些法学家的
法学思想的评析。人们会发现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的法治
启蒙,至今在许多观念上还是在“旧话重提”,说明中国实行法
治的艰难,可资借鉴、令人反思的历史经验教训也是很多的。至
于新中国建国以来在法学界内部学术争鸣与政治批判的一些是非
曲直,对“左”的或教条主义的法学思想的清理,就更具有现实
意义。法学界应当有反思的勇气和历史使命感来面对这一系列亟
需研讨的重大课题。这样既可以使我们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轻
装进入21世纪,又能把它变成警示和指引后世的历史遗产,向21
世纪献一份见面厚礼。

  向前看需要继续解放思想

  ——推进法制改革和法学更新

  如前所述,“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虽则站在20世纪的顶
峰上去看整个21世纪的广阔时空与走向不会那么清晰,我们这一
代两代人也毋须为更远的将来作杞人之忧,但对可以预见的一、
二十年或三、四十年而言,我们法学者在远洋海面露出桅杆尖端
时,就应当估量出世纪之船的航向,及早作出思想、理论的准备
和对策的谋划。下面仅就个人管见所及,略述一二。

  一、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改革出力

  近2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转型时
期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浮出水面,亟待解决;权力腐败与社会腐败
日益加剧,而遏制乏力;已显露的与潜伏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
而对策滞后,人们翘首期待着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及时跟进。
正如邓小平早就指出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
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
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
小平文选》第3卷164页),为此,党的十五大报告已明确提出“
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这是十分重要的决策。

  现在,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这个党的基本治国方略与目标,已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基
本国策。法制改革、人大制度的完善,将成为近期政治体制改革
的重点,作为法学者,当前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要为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是其中的法制改革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舆论支持。为此
还要克服“挪后论”、“融化论”(以经改代政改)、“风险论
”等等拖延、戒惧、抵制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改革的思想障碍,
在党的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有步骤地更积极地推进。

  所谓“有步骤”,既不要企图一步到位,一个早上改变面貌
,也不是步履蹒跚,欲行又止。而是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现“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近期与中长期的规划;在
领导意识、权力体制、立法、司法、行政各项具体制度上,如何
克服长期因袭的人治思想作风与办事习惯,树立法治观念与有效
的监督、制约权力的机制,真正采取切实措施“大树特树”人民
(人大)权力至上,人权与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树立人民的
意志与利益高于一切,树立宪法的极大权威,依法立法,依法行
政,公正司法,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厉行责任政治等一系列法治
的价值标准和权威。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法学者的重大研究课题
,也是有待政法工作者身体力行的职责。

  二、更新法学理论,紧跟时代,放眼全球

  新中国的法学一开始就是在“彻底摧毁”旧法制、旧法学的
废墟上起步的。旧的,包括人类几千年、几百年的法制文明大都
被当作垃圾扫除掉,连其尚可利用的一砖一瓦也不许继承(反右
中大批“砖瓦论”就是明证)。靠教条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较浓
的苏联法学填补了一时的真空,却又好景不长,接着来了20年的
折腾与摧残,直到1979年才重新启动,“法学幼稚”自是历史的
必然。近20年来中国法学的复兴,总算亡羊补牢,在最后五分之
一世纪内为长期断炊的法学,添补了一些薪火口粮,扭转了全国
法制饥荒。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经老一代法学者孜
孜努力,年轻一代法学者脱颖崛起,给法学炉灶加油升温,颇有
蒸蒸日上之势。对国家走上法治之路,我们在庆幸之余,还不能
不清醒地看到,毕竟中国的法治与法学总体上还处于启蒙阶段,
法学理论的一些比较新颖的观点,也大都是舶来品,还有待结合
中国实际加以消化、创新。中国的法学还不适应中国的改革开放
需要,更缺乏同国际论坛对话的独特品位。这一方面固然归因于
我国法治实践的根底较浅,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过于拘泥于对50
多年前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教条主义理解,甚或受后人塞进去的
某些错误的有害的“添加剂”的影响而走入歧途,未能着眼于当
代中国伟大的改革实践,放眼于当代世界发展与时代潮流,对马
克思主义法学贯注新的时代精神,使之理论化。

  譬如我们的法理学理论体系,虽则摆脱了五十年代苏式的“
国家与法的理论基础”的“阶级斗争法学”旧体系,是一大进步
;但正如有的法学者指出的,现行法理学教科书中的一些基本范
畴仍多局限于从老的民法体系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而较少涉及现
代公法的发展。如讲法律关系,仅归结为权利义务关系,而很少
涉及“权力”这一范畴及其与“权利”的关系。法学走出了“国
家与法”的狭窄政治领地和阶级斗争法学的误区,却忽视了国家
权力与公民权利这一基本范畴在法律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即使我
国宪法学中,也很少以之作为一个基石范畴来研究。对一般权力
的科学抽象研究既少,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对立法权、行政
权、司法权及其派生的权力的性质与功能及其现代发展,部门法
学者浅尝辄止,法理学者也似乎不干己事。事实上,有关权力的
抽象(一般的)概念和具体概念未搞清楚,又何能正确地理解依
法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又何谈制约、克服权力的专横与腐
败?

  不仅此也。当今世界、当今国家、当今社会,都出现了多元
化的局面,权力也相应地多元化。就一国国内而言,国家权力由
封建专制时代的一元化,到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的三权分立与制
衡;进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各国社会的多元化的发展,
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社会组织及其社会权力的日益发展,国
家权力已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了,出现了与之并存的社会权力。国
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也不再是对权力的唯一的制衡力量,而
发展为同时从外部以社会权力去制衡国家权力,这就改变了过去
把权力控制当作只是国家或政府的属性的片面性。行政权力也不
只是唯一由国家行使的权力,而逐步向社会主体分权、放权,一
些非政府组织经授权也分担行使某行政权力。立法权也不只是国
会的职权,而出现了多元立法主体,乃至法的多元化。不只有行
政立法、司法“造法”,而且民间的“活法”也在争取其合法生
存与活动空间。司法权也不单是一国国内的国家权力,而发展为
与之并行甚至超乎其上的国际权力(最近对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
在位期间侵犯人权的罪行是否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争议就是例证)

  在我们还在争论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姓社姓资”的时候,
人家已经在进一步讨论和实行国家与社会的分权了。在我们宣讲
国家的“法律至上”尚存疑虑的时候,人家已经在探讨国家法的
局限性与多元社会中法的多元化,要求克服集权的法律规范对社
会自律、自治规范的侵蚀了。在我们近年才提出建立法治国家的
方略与目标时,人家已经提出要克服国家主义法治观的弊病,进
而建设“社会的法治国家”,变“形式法治”为“实质法治”。
在我们对法律要同国际接轨、对某些领域中的法律规范“国际趋
同”趋势还存戒心的时候,人家已在研究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全球
化国际社会中,如何形成“法的共同体”,法治要超出一国范围
,逐步迈向“大同法治世界”的理想远景。在我们还在争论主权
与人权孰高孰低的时候,人家已经把注意力移到超国家政权或国
际政府(如欧共体)的国际权力,高于民族国家的主权,直接对
其成员国的公民权负责。去年日本法哲学第五次研讨会的主题是
“民族国家的未来”;在韩国举行的第二次亚洲法哲学会的主题
是“亚洲多元化社会中法律的本质与功能”。这都是我国法学者
尚未涉足的领域。

  以上仅仅是就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发展这一个领域,对国际法
学界的新动向略作审视,只是例举,远非全面。但举一反三,也
略可看出,相对于某些法治与法学发达国家,我国法治与法学研
究滞后的现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我无意认为,我们要跟着上述国际法学界的热点问题亦步亦
趋。毕竟我国还处在法治的初级阶段,有些问题尚未显露出来,
有些观点也不一定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如我们现在要突出强
调的法的一元化和法制的统一;也要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
国干涉等等)。但上述问题在21世纪的中国也必将产生。法学作
为一门科学,总要有超前的意识与理论的远见。更不能把已为人
类法治实践证明是落后的或错误的理论、观念,当成中国法治与
法学的“特色”来宣扬。就以国家观为例,马克思、恩格斯早就
指出过,“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得不暂时继承和保留下来的
一种“累赘”与“祸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终目标是要促使
国家“还权”于社会,最终导致国家消亡。社会主义不只是同资
本主义相区别,更是同国家主义相对立。可是我们有的论者的一
些言论中,实际上还在大力宣扬国家至上的陈腐观念。诚然,我
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更长远的时期内仍要保留国家,保留乃
至在某些领域加强国家权力,使之更好地为人民谋福利;但决不
是国家或政府权力至上,而应当是人民、人民权力与权利至上。
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者在当前的任务是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尽智尽力,并廓清国家主义法治观的有害影响;从远景看,还要
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而未雨绸缪。只有真正形成了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才能得到有力的支撑。最终国家消亡,国家权力消亡
,而人权与社会权力和法治社会则千古永存。

  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以新的思想解放,来迎候一个
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的民主法治新世纪的到来,让中国法学以其独
具的异彩走向世界!

  (摘自1999年3月4日《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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